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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国民政府支持九世班禅在内地活动的历史内涵

【摘要】 1923年11月，九世班禅大师与十三世达赖喇嘛的矛盾激化，被迫出走内地。班禅大师在内地阐发消弭战事拥护五族共和主张、参加国民会议陈述内向之意，参与各地法会，前往蒙古等边地宣化安抚民众。国民政府支持班禅大师发表政治主张，给予各种扶持，在同噶厦的回旋和交涉中寻求班禅大师返藏的可能。国民政府支持班禅大师在内地的活动过程是在遵循历史旧例的基础上，寻求如何在施政中平衡多元化因素，在权力主体行使过程中如何有效切入历史要素，在特殊历史环境下寻求维护班禅大师政治和宗教地位基础上的政治方略规则的运用过程。

【关键词】 国民政府；九世班禅；西藏地方

　　1923年11月15日，达赖喇嘛于分别于1917年、1923年颁布《火蛇年法令》、《水猪年法令》要求增加对扎什伦布寺的税收以支持和供给军队，班禅大师以扎寺的权益没有得到保障为由拒绝新税收，双方矛盾激化。班禅大师于1923年11月15日离开扎什伦布寺，“1924年3月20日到达甘肃安西”， 并于次年的2月2日在北京政府特派代表的陪同下抵达北京。中央政府首先批准设立班禅大师驻京办公处，班禅大师在内地的行政地位得以确立；随后邀班禅大师代表团参加国民会议，并允其在会议上发表讲话，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公开地表明对班禅大师政治倾向的支持和肯定；又沿用历史的某些做法，授予名号和玉印，以保持班禅大师作为宗教领袖的神圣和尊严，稳固其在西藏民众中的地位并获得西藏上层的支持；更进一步地把班禅大师作为解决中央和西藏问题上的重心，通过班禅大师进而影响和牵制达赖喇嘛与噶厦政府。中国处于日本侵略的危亡局势之中，整齐民心共同抵抗是当时最重要的抗战因素，班禅大师作为宣化使到西蒙地区宣扬中央的政策，弘扬佛教，团结人民，利用宗教为纽带，渗透党义，阐析时局，为维护边疆的安定团结更好地组织人民参加抗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班禅大师返藏问题上，国民政府采取谈判和回旋的方式，在尽量避免冲突的情况下，希图在争取最大可能的政治渗透中达返藏之意。国民政府对班禅大师的争取和支持也引起了西藏地方的不满，两大活佛系统之间更加相互诋毁攻讦，同时中央政府对班禅大师的款待有加并赋予其诸多参政议政的权力也加剧了西藏地方对中央政府的不信任，在解决康藏边界问题上出现的周折就映照出西藏对中央政府的疏离。其中可以看出在政治博弈中所依据的原则和如何寻求政治利益的优化选择的过程。

一、国民政府理性判断和回应——优遇册授班禅大师

九世班禅与十三世达赖喇嘛矛盾激化出走内地，在对内地施政模糊认识的基础上存在着较大的政治期待，对于自身可能存有的政治空间是基于沿循历史旧例的概念性政治推理。因此在政治上出于对中央政府寄托的考虑，选择暂时回避复杂的西藏政局，回到内地期望得到中央政府的支持，维持其在西藏的政教地位。1924年5月班禅大师抵达兰州致电大总统的电文、1925年2月致善后会议消弭战祸实行五族共和意见书中均表达了希图中央政府在五族共和基础上实现安邦靖边的局面。

　　1924年“6月10日，班禅大师抵兰州，受到甘肃督军陆洪涛、专程从北京赶来的‘迎护专员’李迺芬等高级官员和数千群众、军人的迎接。李迺芬还宣布了民国大总统曹锟签署的赐给班禅大师的‘致忠阐化’封号。” 班禅大师途径太原也受到热情远迎，1925年2月2日，“班禅大师在专从北京赶来迎接的……段宏业、蒙藏院代表贡桑诺布、蒙古王公扬桑巧和章嘉呼图克图等人的陪同下，乘专列到达北京。……在中南海瀛台驻锡。” 同时给予班禅大师宣诚济世封号，用示优异，作为对班禅大师来内地精忠翊国的肯定和回应。1931年5月，在国民会议上，班禅大师公开发表对于训政建设的认识和三民五权的拥戴。1931年6月，班禅大师致函行政院解决藏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