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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道德是各民族依靠其社会舆论、人们的信念和传统习惯调整人与人、人与集体、团体、族际之间关系的行为准则和规范的总和。自民族道德产生后，尤其是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自律性。
    当然，民族道德在其形成发展的初期，特别是在尚未发展成为成熟、完备的理论形态之前，它亦带有较多的他律性色彩。例如在许多古代民族和近现代欠发达民族那里，由于生产方式仍然比较原始，世代沿用“刀耕火种”，盛行“广种薄收”，生产工具简陋； 生活、居住条件恶劣，家庭、婚姻等伦理关系等，基本上处于“无序”状态。意识形态领域中的道德观念还大量地保留着原始民族道德观念的遗迹。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伦理道德观念，往往总是带有自发性的特点。因此，自律性的作用尚不明显，他律性的作用则显得较为突出。
    但是民族道德往后发展，自律性作用日益突出。这是因为作为民族意识形态之一的民族道德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意识的不断进步，逐渐与民族社会的其他意识形态如政治、法律、文艺、宗教等分离而独立为专门的学科领域，这时的民族道德已不仅仅是直接通过生活习俗、惯例等民族社会事象直观地反映出来，已不再带有准伦理道德的性质和特点，而是由民族道德现象上升到了民族道德的理论形态，形成了关于民族道德的若干基本概念。
    中国古代社会，汉民族的许多伦理思想家和志士仁人，都非常重视修身养性，强调道德的自律性作用。当然，在古人眼里，“修身养性”的含义颇为宽泛，既包括民族个体成员的政治思想、道德等方面所进行的勤奋学习和体育锻炼；又包括儒家所主张的“内省”、“体察”、“反求诸己”、“自讼”、“三省吾身”、“慎独”等修身养性之道；同时还包括民族个体成员在生活中逐渐养成的有涵养、有教养、有修养的待人处世的态度。如中国历代关于崇德的思想、关于慎行的思想、关于修身的思想、关于正己的思想、关于尚节的思想等等。
    不难看出，汉民族古代先哲们关于祟德的思想、慎行的思想、修身的思想、正己的思想、尚节的思想等等，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带有道德自律性特点的，都是强调如何通过民族个体成员的内在信念来“修身”、“养性”，锻造自己的高尚情操，培育自己的人格，严守自己的浩然气节，以使自己“择善而行”，“从善如流”，成为一个“安人”或“完人”。这种道德自律的作用就在于：首先从自己做起，先正己，后正人。只有自己“行得正，走得顺”，才能为人楷模、为人表率、为人师表，才能在民众中具有感召力和号召力，别人也才会听你的。否则，“上梁不正下梁歪，下梁不正倒下来”。如果自己都言行不正，尽搞歪门邪道，当然在民众中就不会有威信；如果大家再互相模仿，上行下效，那么整个社会风气(当然包括道德风气)就非烂掉不可。
    中国近现代史上，汉民族中的许多仁人志士、革命先烈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也都继承和发展了道德自律的思想。经常不断地、真心实意地进行自我批评，乃是不断克服错误的道德观念、道德情感和道德行为，逐步树立共产主义道德观念，培养共产主义道德品质和提高其精神境界的重要途径。
    汉民族如此，少数民族也不例外。重要的伦理学文献——《礼仪问答写卷》中，也谈到了民族道德的自律性问题。该文献十分注重道德修养与道德实践，认为任何时候都不能“背地讥毁”，更不能“苛责他人而疏于认识自己”，“如要指责对方”，必须“首先克服自己的缺点，以后不再重犯，此谓自我纠谬”。提倡“行事适可而止，恰如其分”。“瞻前顾后，为未来永久之平安”。强调人应该经常保持“心境宽松，思想开朗”；“勿染恶习，勿做无理之事”。这种“自我纠谬”的思想，无疑与汉民族的“自省”、“自讼”、“修身”、“正己”等十分相似，只是换了一种说法而已。
    回族伊斯兰教伦理思想家王岱舆在《正教真连》、《清真大学》、《希真正答》等著作中，也主张“正心”、“克已”的道德修养论。他认为，人之道德修养，应从“正心”入手。“夫人一身有视听闻言之妙，而总括于正心之理，理不明，通身皆不治矣。”正心则须“事必以正，戒谨恐惧”。同时他还要求人们克己并听命于真主。“听命为天道，克己为人道，互相表里，发于一心。”这里对“正心”、“克己”的解释，虽掺有宗教天命论的色彩，但同样强调了民族道德自律的作用。
    蒙古族人民在其世代相传的大量谚语中，包含有本民族丰富的伦理思想和道德观念。其中也讲到了道德自律的问题。告诫人们必须做到：“功不独居，过不推诿”、“想要受人尊重则修身，想要努力则学习”、“说人之前，须先检查自己的毛病；责人之前，须先修正自己的身心”、“众人中检点言行，独行时反省自己”、“别有了功劳往自己身上拉，别有了过失往别人身上推”、“修缮不正的，扔掉黑暗的，改正不好的”。同样表达了民族道德自律的思想。
    这些思想在其他少数民族中亦有程度不同的反映。就是在国外各民族中，强调民族道德自律的人亦大有人在。如德漠克利特认为：“和自己的心进行斗争是很难堪的，但这种胜利则标志着这是深思熟虑的人。”黑格尔亦认为； “一个志在有大成就的人，他必须如歌德所说，知道限制自己。”莎士比亚指出： “一个人知道了自己的短处，能够改过自新，就是有福的。”著名科学家富兰克林在其一生的科学实践活动中，特地为自己制定了十三条道德准则，在其思想和言行中处处用这些准则来要求自己。很明显，这些道德准则中，绝大多数都是自律性的，而不是外在的和强制的。由于现实生活中的每个人都隶属于一定的民族，因而这些自律性道德规范或规则也就必然会打上民族的印记。
    可见，古今中外的民族道德，在其发展过程中，都无不带有自律性的特点(当然也不能绝对排斥其他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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