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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更敦群培对中印文化交流的贡献

更敦群培(Dge-dun-chos-vphel,1903-1951)是现代藏族史上的佛门奇僧、学术大师和启蒙思想家；是藏传佛教世俗化的先驱和人文主义者；是爱国主义者和朴素的唯物主义者。他那坎坷而短暂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独具性格魅力,其处处闪烁着智慧的思想和离经叛道的言行,至今仍为人们所津津乐道；其学术成果独步一时,慧及后世,其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开一代新风,上承传统藏学,下启现代藏学,在藏族学术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堪称藏族现代藏学的一代宗师；其从佛教神学史观转向人文史观、从以神为中心转向以人为中心的启蒙思想和唯物思想,在20世纪上半叶的西藏封建农奴社会振聋发聩。更敦群培能在封闭、禁欲、保守、迷信、落后、思想禁锢的政教合一社会里唯我独醒,显示了其非凡的胆识和超人的气魄。他的出现,是20世纪藏族史上的一个奇迹。
    更敦群培在短暂的一生中涉猎了许多学术领域,在历史、宗教、语言、文学、艺术、民俗、地理、考古、医学等方面都有著述,并有多部翻译作品,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这从他由印度带回的那只“黑色旅行箱”的内容可以看出：“(箱子里)装满了著译作品,其中既有大部头的书籍,也有成卷的手稿。其作品涉及印度哲学、风俗习惯、饮食和服饰；植物学方面包括：树木、果实、药用植物和花卉的品种；动物的各种品种；名山大川(图)；宫殿和古迹(图)；石碑和石柱的铭文。还有大小绘画作品100余幅,都编了号,还有两大部作了批注的重要书籍,一部是文献索引,另一部是药用植物的外国名称汇编。”（1）然而,更敦群培去世已半个世纪,人们对其著译作品尚没有一个基本准确而全面的了解,也就不可能对其学术成就和他在藏族学术文化史上的地位和影响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同时，更敦群培作为翻译家和中印文化交流的使者的地位长期被忽视。本文通过对更敦群培译作的考辨和对其将藏文古典名著翻译成梵文和英文，将梵文、巴利文古典名著翻译成藏文的史实的阐述，首次揭示更敦群培对中印（藏印）文化交流所作出的重要贡献。一、更敦群培译作考辨更敦群培在对印藏社会历史文化进行考察研究的同时,也非常重视印藏两种文化的交流与沟通。他谙熟印藏文化,既精通史学和佛学,也是语言学专家。他学会了汉语文、英文、梵文、僧伽罗文、印地文和巴利文等13种语言。（2）并且精通藏文、梵文、英文、巴利文。正是由于更敦群培精通多种语言,使其学术研究如鱼得水,取得了同时代的学者难以企及的学术成就。掌握了研究印藏的语言工具,使更敦群培具备进行印藏文化交流的良好素质,不仅进行讲、辩、著,而且从事藏梵典籍的翻译,成为中国现代史上杰出的翻译家,在20世纪上半叶的印藏文化交流史上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为向国外传播藏族文化,向藏区传播印度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Dpal-nag-pogludad-pavirnal-byal-byorces-bya-balevu-bcu-gnyispa
    此文的汉译有三种译法：(1)《巴纳歌》（3）,(2)《摩诃伽罗之瑜伽(第12章)》,（4）(3)《吉祥大黑天之歌信仰瑜伽》十二章（5）。三种译文差别较大，并且篇名都很陌生，因此,这部由梵文译成藏文的作品，读者看后不知是从印度的哪部古籍翻译过来的。笔者查阅有关印度的各种文献和论著，经过考证和对照才恍然大悟，原来此文是从印度最著名的两大史诗之一《摩诃婆罗多》(Mahabharata)的第六篇《毗湿摩篇》(Bhismaparvan)的“插话”(upakhyana)《薄伽梵歌》(Bhagavadagita)中节译的。（6）故本篇名的正确汉译应是《<薄伽梵歌>第十二章<虔信瑜伽>》。（7）
    (二)Vphags-pagnasbrtan-parnamskyimdo-sdevisde--snodbsdus-palas-phrantshegskyimdophrangnyis-pachoskyitshigs-su-bcad-pa-zhes-bya-babzhugs-so
    更敦群培这部由巴利文译成藏文的作品有如下几种译法：(1)《昙钵偈》（8）(2)《斯里兰卡上座部之达磨巴达经》（9）,(3)《教诗》（10）,(4)《教法偈颂》（11）等。上述4种译文都是从藏文字义上去理解和翻译的。笔者按照考征《薄伽梵歌》的思路和方法，先查阅有关印度、斯里兰卡的各种文献和论著，再仔细阅读汉译佛经，最后感到chos-kyitshigs-su-bcad-pa除了有“法颂、法偈”（12）之外，似乎还有“法句”之意,tshigs（节、界、间隙等）在这里与tshig(句)相通，因而想到这部译作可能是从巴利文“三藏”的《经藏》五部之一《小部》（khuddaka-nikaya）中的《法句》(Dhammapada，汉译有《法句经》和《法句譬喻经》两种版本)（13）翻译过来的。于是找到《法句经》和《法句譬喻经》与更敦群培的这部藏文译作对照，发现汉译《法句经》和《法句譬喻经》皆为三十九品,（14）而更敦群培的藏译是二十六品，前缺九品，后缺四品，以为藏译本不完整，或者是根据别的版本翻译的。后来又重新翻阅吕徵/的《中国佛教源流略讲》，才知道《法句经》的各种本子“可分为两个系统：一、巴利文本，二十六品，其特点是《双要品》为首；二、梵文本，这是经过法救改订过的，有三十二品或三十九品，以《无常品》为首，《梵志品》为终，在《双要品》之前加了六品。法救本不仅把原本次序打乱另行编定，并且增加了很多的内容，所以梵文本不叫《法句经》，另名为《温陀南集》（温陀南是不问自说的意思）。这就是说，开头的《法句经》每一颂本是有缘起的但法救以这材料为主，吸收了很多无缘起的自说颂的材料，所以不仅品名不同，内容也不同了”（15）。
    随后又仔细对照汉译《法句经》和更敦群培的藏译文，弄清楚更敦群培在翻译这部被称为“佛教徒以此为道德行为的指南，佛学者以此为思想理论的基础”(了参法师语)（16）的巴利文佛经时，依据的是最原始的巴利文版，以《双要品》为首，以《梵志品》为终,刚好二十六品，且卷次（共2卷）和品名都相同。故更敦群培所用的那一长串藏文书名，译成汉文可简单明了地译作《法句经》。
    (三)Ra-mva-ya-navirtogs-brjod
    此篇名的汉译有：(1)《罗摩衍那传》（17），(2)《罗摩衍那》（18）(3)《罗摩衍那的故事》（19）。第一、三种译法忠实于原文，第二种译法未将rtogs-brjod（传记、故事、本生）之意翻译出来。但笔者倾向于第二种译法，因为，印度这部著名史诗Ramayana(《罗摩衍那》)的梵文书名意为“罗摩传”（20）,更敦群培在翻译这部史诗时,在Ramayana之后加上了rtogs-brjod二字,可能是为了便于理解。一般说来,作为译作,只有两种选择，即全译和节译，全译不能更改原书名，节译也只能像前述《薄伽梵歌》节译一样，译为《罗摩衍那（第几章或第几卷）》。更敦群培的这种译法也是正确的，正如英译黄河为HuangheRiver，泰山为TaishanMountain一样，将英文出版物中的HuangheRiver和TaishanMountain译成汉文，就得依照汉文名称翻译，而不能译成“黄河河”、“泰山山”。所以，更敦群培的这部译作应译为《罗摩衍那》，否则，人们会以为这是翻译的另一部作品，或者误认为是编译作品。
    (四)Bya-1en-mamngon-parshes-pavizlos-gar
    这部译作的汉译篇名有：(1)《沙恭达拉》（21），(2)《莲玛鸟的故事》（22），(3)《行取明知舞蹈》（23）。从字面上看，确实很难译准，第二种译法是将藏文bya译作“鸟”，len-ma则音译为“莲玛”；第三种译法将bya译作“行”，len-ma译作“取”。照字面理解都有道理，可是，汉文读者难以看懂，不知道是印度的哪一部作品的藏译。海德在《安多的托钵僧》一书的附录所列的更敦群培著译作品目录中收录了这部译作，并在篇名后面标注AbhijnanaSakunta1a，写明是Ka1idasa的戏剧作品和代表作(Piecedetheatreetchefd’ceuvredeKalidasa)。（24）笔者查阅《印度古典诗学》，得知AbhijnanaSakunta1a译为《凭表记认出的沙恭达罗》，是四、五世纪印度最著名的梵语诗人和戏剧家迦梨陀娑（Kalidasa）的戏剧作品，一般简译为《沙恭达罗》。有一首流行的梵语诗歌称颂道：“一切语言艺术中，戏剧最美；一切戏剧中，《沙恭达罗》最美。”然后将季羡林翻译的《沙恭达罗》（25）与更敦群培的藏译文对照，基本吻合，从而印证了海德所作的判断。因此，上述三种汉译中，第一种译法较准确，不过，一般都通译为《沙恭达罗》。笔者通过上述考辨,首次纠正了更敦群培译作汉译中长期存在的谬误,第一次揭示了更敦群培翻译成就,还作为翻译家的更敦群培的本来面目,使准确评价更敦群培的学术成就成为可能。二、向印度传播藏族文化
    文化交流是互动的,而不是单纯由一方向对方输入。而在古代,由于历史的原因,印藏文化交流主要是佛教的交流,并且主要表现为印度佛教向西藏单向输入。精通印藏文化、十分重视藏印古代典籍翻译的更敦群培,在从事文化交流中兼顾彼此双方的沟通,既引进印度文化,也向印度等外国传播藏族文化。更敦群培向国外(印度)传播藏族文化,主要体现在翻译藏文古典名著上。由于更敦群培的著译作品几次遭到毁损,难见全貌,就目前所知,他曾与国外学者合作,将《青史》、《入菩萨行论》和《释量论》翻译成英文。
    (一)《青史》的翻译
    史学名著《青史》是藏族史学家廓译师迅鲁贝(Vgos-gzhon-nu-dpal,1392-1481)代表作。写于1476-1478年,1481年刻板成书。全书共分十五章,论述了佛教的起源、西藏历代王朝、西藏前后弘期的佛教、新旧密乘、教派传承、法门来源等,因作者是噶举派僧人,故对噶举派的记述尤为详尽。作者博采众家之长,以编年史为体例,纲目分明,取材丰富,被推崇为信史,具有很高的史学价值。后世的藏文名著如多罗那它的《印度佛教史》、土观·罗桑却吉尼玛的《宗派源流晶镜史》、贡波交的《教法史》等,都参考或引用了《青史》。五世达赖喇嘛在《西藏王臣记》中,称赞迅鲁贝是被史学家奉为顶上庄严大宝般的人物。当代藏族史学家恰白·次旦平措总结了《青史》的四大特点,并充分肯定了其史料和学术价值。（26）
    苏联藏学家罗列赫(G.N.Roerich)充分认识到《青史》的史料和学术价值,因藏文水平的局限,无法加以利用。40年代罗列赫到印度时,当时在印度的更敦群培已是精通梵、藏、英文的著名学者,于是,罗列赫便邀请更敦群培同他合作,将藏族史学名著《青史》译成英文。在两位造诣高深的学者的共同努力下,终于把这部“行文古奥,词义艰深”(郭和卿：《青史》译者后记)史学巨著翻译成英文。《青史》(TheBlueAnnals)（27）的英译本分两部分出版,第一部分于1949年问世,载《孟加拉亚洲学会会刊》专号第7卷；第二部分于1953年由加尔各答亚洲学会出版。
    如果没有更敦群培的合作,罗列赫不可能将《青史》翻译成英文,这完全是两人合作的结晶。然而,当《青史》的英文版出版时,由于更敦群培身处逆境,所以译者署名只有罗列赫一人的名字,使人们难以看出这是更敦群培的译作。罗列赫不敢完全否认与更敦群培合作的事实,才在1946年撰写的《青史》英文版<前言>中写道：“能够和著名的藏族学者、尊敬的更敦群培商讨全部译文,这是我最大的满足,在此,我对他所给与的非常有益的指导表示衷心的感谢。”（28）罗列赫这种“贪天之功为己功”的行为,在当时就引起了更敦群培的弟子的不满。1949年,《青史》的第一部分在加尔各答出版时,更敦群培在拉萨获释出狱后过着被监视的生活。当时他的一名弟子发现该书封面上没有署上自己的老师的名字,感到不公平,他问更敦群培对此是否感到气愤,“他一笑置之,什么也没有说。这便是他对任何事情都不在乎的一个例证。”（29）
    (二)《入菩萨行论(广本)》的翻译
    佛学名著《入菩萨行论(广本)》(Spyod-vjug-chen-mo-cha-tshang,Bodhisattvacaryavatara),是印度佛学大师寂天(Santideva,zhi-ba-lha,约650-750)的作品。本论以颂文写成,故又名千颂。但现在通行的藏文本只有913颂零3句。颂文简要易于诵记。主要是论述修大乘菩提心的要诀,共十章。赤松德赞时期,由印度译师萨尔帕耶第瓦(sarbadzanya)和藏族译师噶瓦贝则(ska-ba-dpal-brtsegs)译成藏文,先后修改过两次,收录在那塘版《丹珠尔》显宗部Ma函。
    第一颂皈敬三宝,第二至三颂说明造论的因由,其余各颂共分十品,分别阐明发菩提心(四品)和修菩萨行的方法(六品)。第一品<赞菩提功德品>(33颂)；第二品<忏罪品>(65颂)；第三品<总持菩提心品>(33颂零3句)；第四品<不放逸品>(48颂)；第五品<守护正知品>(109颂)；第六品<安忍品>(134颂)；第七品<精进品>(76颂零3句)；第八品<静虑品>(187颂)；第九品<般若品>(167颂零1句)；第十品<回向品>(57颂零1句)。本论宣讲“六度”,注重修持,由博而约,既不偏于“见”(理论和观点),也不偏于“行”(实践)。《入行论》的梵文注释很多,仅藏文大藏经中由梵文译成藏文的注释就有10种。《入行论》于11世纪由阿底峡传入西藏后,被噶当派奉为六论之一。后来各个教派皆有注释,其中以宗喀巴的上首弟子甲曹杰的《入菩萨行论佛子津梁论》最著名。在宗喀巴的《菩提道次第广论》和《略论》未问世以前,《入行论》是修菩萨行的代表作。宗喀巴非常重视此论,其《菩提道次第广论》中引用了《入行论》三分之一以上的文句。藏族僧人以《入行论》作为课诵本,每日分段念诵,并将<回向品>列为课诵的“五大愿文”之一。（30）
    随着佛教在印度的衰亡,佛教典籍等梵文文献在其产生地佚亡,传入藏区的梵文典籍得以幸存,古代印藏译师由梵文译成藏文的印度古籍也被保存在藏族文化宝库(主要是寺庙和印经院)之中,形成了印度的学术文化界要研究印度的历史、文化、宗教和语言等,还得到中国来查找资料的局面。因此,将保存在藏文古籍中的印度经典译成英文或梵文,既弥补了印度文明古国的文化损失,对藏印和中外文化交流也起到了促进作用。这也就是更敦群培之所以将藏文古籍《入菩萨行论》和《释量论》译成英文的价值所在。
    格德活佛在其所编《回忆更敦群培》一书中提及《入菩萨行论(广本)》英文版。（31）据顿珠说,更敦群培的这部译作是关于Spyod-zhugs-shes-rab-gyi-levu的论述,即《入菩萨行论》中的<般若品>(Prajna)。（32）至今尚未见到《入菩萨行论(广本)》的英文版。
    (三)《释量论》的翻译
    因明学名著《释量论》(Tshad-ma-rnam-vgrel,Pramanavarttika),是古印度因明学家法称(Dharmakirti,约6-7世纪)发扬陈那(Dignaga,约5-6世纪)所著《集量论》的七部注释(因明七论)之一。一名《释量品》。全书包括自利、量成立、现前和利他四品,是阐释因明的本体的著作之一。主要内容：强调现量“无错乱”,是真实的、纯粹的感觉,不是错觉；现量的认识对象自相,“为胜义有”,是真实的实在,具有“起识”的功能；认为现量必须是“亲政”的；改革三支作法,主张合因、喻为一体,颠倒其顺序,将喻体提前,并把同喻、异喻分开单独列式,宗支常常省略；将因区分为自性因、果因、不可得因三大类,进一步明确了因明比量的格式；废除因过中的“不共不定”的规定。
    《释量论》是印度古代因明学名著,以梵文写成。后由印藏高僧合作,将其译成藏文,融入藏族文化之中,在藏传佛教哲学和因明学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成为格鲁派僧人必修的“五部大论”之一。如同《入菩萨行论》一样,《释量论》的“母本”梵文本在印度已失传,其“子本”藏文译本则保存完好。因此,将藏文版《释量论》翻译成英文,既是印度哲学、因明学和逻辑学的需要,也将对弥补印度文化宝库的损失起到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