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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敦群培学术和思想的当代价值

手稿、绘画与素描和个人藏品 扎西次仁召集，成员为：白玛嘉、洛桑夏孜、斯且德勒和克莱尔·哈利斯。白玛嘉，居住甘南合作，其丈夫桑丹嘉措曾在拉卜楞寺堆桑林与根敦群培一道学经，并收集了根敦群培的绘画、素描和水彩画作品，他去世后其妻白玛嘉一直珍藏着这些作品，其收藏品数十年来一直不为人知，白玛嘉此次带着其藏品专程前往纽约展出。她讲述了丈夫与根敦群培的交往和根敦群培绘画作品的收藏经历。多杰加讲述了根敦群培的侄子杨仲嘉所收藏的手稿、文物等，由于杨仲嘉没能到会，由多杰加代为讲述，并散发了相关的照片。洛桑夏孜将几部根敦群培的重要手稿和其他作品带到会上展示，并讲述了设在印度的"西藏文献档案图书馆"收藏的根敦群培信函和手稿以及发表在《明镜》报上的文章。斯且德勒，是来自瑞士的文献记录片制片人，曾拍摄过几部有关西藏节日的影片。2003年开始拍摄关于根敦群培的文献记录片(direclor。f docmnenlary Gendun Choephel)，该片将于2004年完成。他结合拍摄的有关根敦群培的老照片，讲述了根敦群培的作品及与格雷贝娄、罗侯罗、穆克吉、邦达饶噶等人的交往。克莱尔·哈利斯博士是牛津大学人类学讲师，英国皮特利维斯博物馆(Pitt Rivers Museum)保管员，她与次仁夏嘉合作编撰了《观看拉萨--1936-1947年英国人对西藏首府的描述》，其中包括根敦群培的朋友堪瓦尔·克里希那(Kanwal Krishna)的水彩画。她的演讲题目是：《作为艺术家的根敦群培：是第一位西藏的现代主义者吗?》，阐述了根敦群培的艺术造诣和艺术思想。
    根敦群培在现代西藏 召集人海德，成员为：杜永彬、戈尔斯坦、降央诺布和次仁夏嘉。海德·斯多达，法国女藏学家，1979年向第二届国际藏学研究会提交《作为艺术家的根敦群培》一文；1985年在巴黎出版《安多的托钵僧(根敦群培)》-书等。她讲述了其从事根敦群培研究的经历，提出了以此次会议为契机、进一步深入根敦群培研究的构想。杜永彬，著有《二十世纪西藏奇僧--人文主义先驱根敦群培大师评传》等，在会上发表演讲：《根敦群培在现代西藏的地位和作用》(Gedun Choephel's Role and Placein Modern'lhbelan Times)。戈尔斯坦，美国人类学家、国际知名藏学家，凯斯西部保留地大学教授。戈尔斯坦的演讲结合十三世达赖的"新政"近代化尝试，讲述了根敦群培对西藏近代化的贡献。降央诺布讲述了其对根敦群培作品的收藏和研究情况。次仁夏嘉，现为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和非洲学院教授，他在演讲中高度评价了根敦群培的学术贡献，并希望藏族学者为根敦群培的《印度诸圣地游历纪实》撰写续篇。
    这是一次直观、全面地了解根敦群培的大会。与会学者多视角观察根敦群培，立体感受根敦群培。在会上本人倡议：第一，收藏与研究相结合，将目前所搜集到的有关根敦群培的手稿、文献、文物、书籍等，与此次会议的研讨内容结合起来进行系统的分析和研究，这将推动根敦群培研究的深入；第二、尽力搜集根敦群培的手稿和文献，尽早出版图文并茂的《根敦群培全集》和《根敦群培论丛》，以保存藏族文化的这笔珍贵遗产。
    三、根敦群培学术和思想的当代价值
    (一) 根敦群培学术的当代价值
    根敦群培为学的本质特点是"求真"。他撰写藏族和印度的历史，是非分明，旨在求真。从根敦群培的论著和学术历程可以看出，他在学术实践中不但要"求其可爱"，首先是"求其可信"与"求真"；离经叛道和蔑视权威，使他在治学和思维时，不惟传统，不惟佛经，不惟权威，不囿成说，敢于提出自己的真知灼见；博爱与利他，使根敦群培不仅淡泊名利，率真地对待朋友和同胞，而且热爱自己的民族和祖国；既是僧人又是学者，既是"圣人"又是"乞丐"的双重性格，使根敦群培在研究藏区和印度时，能够把佛教文化与世俗文化有机地结合起来；作为"边缘人"，根敦群培不但可以充当印藏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旁观者"，看清其本来面目，而且能够以现代的眼光审视传统和佛教，对藏族文化和印度文化进行比较研究，打通古今和中外，取得同时代的僧人和学者难以望其项背的学术和思想成果，成为时代的先驱者。
    根敦群培为学的另一特点是时代感和历史感。阅读根敦群培的作品，可以感受到，他是带着强烈的时代感和历史感研究藏印历史的，他的学术研究不仅打上了个人的烙印，而且反映了时代精神。他既对 藏族历史、文化和宗教进行反思，又对现实社会中的弊端进行无情的揭露和鞭挞，这是对历史上的藏族高僧米拉日巴和仓央嘉措等人的学术和思想的继承和发扬。根敦群培无论在《白史》、《智游佛国漫记》和龙树<中论>奥义疏》等论著中，还是在诗词作品中，都体现了一种强烈的时代感和历史感。他说："我摈弃了主观臆断；摈弃了为哗众取宠，随意杜撰一些毫无根据的离奇古怪故事的行为；摈弃了为讨好他人连讲真话的勇气都没有的行为；摈弃了为保住自己的糌粑口袋，置一切是非界限于不顾以图个人好名声 的行为，……使愚人惊愕的浮夸之词，向显贵献媚的奴颜媚骨，让信徒呻吟的神话故事，统统远抛，走我正直的路"。根敦群培具有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这是对藏民族的真切感情。他对藏族历史的反思，对现实社会的揭露和批判，是"怒其不争"，根本目的是希望藏族文化昌盛、藏传佛教发展和藏民族强大。正是由于具备了上述品格和素质，根敦群培才能从同时代的学者和高僧中脱颖而出，站在藏族学术的潮头，承担起开创藏族现代藏学的重任。
    根敦群培的学风对于藏学研究人员仍具有现实意义和当代价值。第一、发扬"求真"的精神，从藏区和藏族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充分了解藏区的实情和藏族的真情；潜心学术研究，将创新视为学术的生命。第二、发扬中国藏学的优良传统，以严谨的学风从事藏学研究，消除浮躁心理，摈弃急功近利和学术关系学，以出精品和成大家为学术抱负，提升中国藏学的整体实力和水平；第三、学术研究要体现时代感和历史感，鉴古知今，"经世致用"，为藏族人民的福利和藏区的现代化贡献才智。
    根敦群培文风的根本特点是"传神"。中国自古就有文史不分家的传统，论著不仅讲求专精，还要讲究文采；译著不仅要信和达，还应做到雅。汉文史籍如司马迁的《史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等，藏文史籍如《西藏王臣记》、《西藏王统记》等，既是史学名著，又被视为文学名著；西方的学术著作也强调文采；港台学者的论著也重视学术作品的文风和文采。根敦群培的学术著作可谓文采飞扬，翻译作品信达雅，不仅把握了藏族历史文化与印度历史文化的本质，而且抓住了其灵魂。
    根敦群培文风的另一特点是通俗化与人民性。藏族文学史上有通俗化的传统，《米拉日巴道歌》、《米拉日巴传》、《仓央嘉措情歌》、《猴鸟故事》，以及史诗《格萨尔王传》和著名的"八大藏戏"等，都是世俗、民间文化的杰作。根敦群培继承藏族文学的通俗化风格，重视世俗一民间文化，吸收和借鉴现代学者的学风和文风，形成了独特的学术风格。作为僧人，根敦群培著书立说的一个鲜明风格是走下神坛，回归大地，贴近社会和民众。根敦群培对故弄玄虚的学风十分反感，他说："出于本性的原因，倘若你用浅显的道理讲清了难题，那些愚昧之人不但不会感到高兴，还会反过来责怪你；若把浅显的道理讲得深奥难懂，他们便会感到畏惧，夸赞你具有学者风度"。"大多数人都对以浅显的道理讲清了难题者，持不信任或藐视的态度；相反，对那些故弄玄虚将简单的道理讲得深奥难懂者，则尊为学者而加以信任"。朴实无华的学风和文风，使根敦群培的作品具有很强的趣味性和感染力，可谓文情并茂，情智交融，形神兼备。其思辩和洞察力所显示的智慧，对达官显贵和僧人的讥讽和嘲笑，以文人史的文字和语言风格，将词章、义理、考据熔于一炉，深深地吸引着读者，达到了"传神"的效果。
    根敦群培文风具有现实意义。第一、学术论著"传神"，要求藏学研究者在从事学术实践时，关键是要认清研究对象的本质，把握藏族历史发展的规律，认识藏族社会演变的真谛，揭示藏族文化的精髓，深入藏学研究的殿堂，撰写出体现藏民族精神的学术文化精品；第二、著译作品"通俗化"，要求藏学研究人员在追求论著的学术性的同时，应当重视藏学作品的通俗化和大众化，向广大民众普及藏族历史文化知识，撰写出融知识性、趣味性、可读性、实用性于一体的作品，为提高藏族民众的文化素质和生活质量服务；第三、论著作品的"人民性"，要求藏学研究者以为藏族人民服务为学术宗旨，进入藏区，深入基层，贴近人民，贴近生活，为藏区的社会发展、经济繁荣、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现代化提供智力支持。
    根敦群培的治学方法在今天仍需要继承和发扬。第一、根敦群培在从事学术实践时，运用实证方法、语言历史学方法、比较研究方法、田野方法、反思与批判的方法，这是藏学研究必须遵循的基本方法，灵活运用这些治学方法，就一定能取得高水平的学术成果；第二、藏学研究的两大基本技能，一是掌握语言工具，二是熟悉乃至精通藏传佛教，根敦群培不仅精通藏传佛教，而且掌握并能熟练地运用藏文、英文、梵文、印地文、汉文等语言工具，这也是他能以开阔的视野治学并取得杰出成就的优势。2l世纪的治学条件和环境与根敦群培时代已不能同日而语，藏学研究者没有任何理由不具备这两大基本技能；第三、根敦群培既是博学的大师，又是专精的专家，他谙熟大小"五明"，了解藏族文化与印度文化的渊源关系，并从个案研究人手，因而取得了同时代的学者难以企及的学术和思想成果。今天的藏学研
究者应以根敦群培为榜样，通古博今，将博与专有机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成为专家和通才，才有可能成为名家和大师。
    (二) 根敦群培思想的当代价值
    作为藏族的学术大师和启蒙思想家，根敦群培的学术和思想既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文化影响，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当代价值。他对待藏族传统文化、藏传佛教、封建特权和外来文化的态度，至今对我们仍有借鉴意义。
    对藏族传统文化的态度--自知。首先，无论是个人、民族和国家，都要清醒地认识自我，真正做到"知己"，敢于正视自己的短处，勇于面对现实，能够看到民族的劣根性和国家的危机点；其次，要"知彼"，重视了解他人、其他民族和国家，善于借鉴和吸收其他民族的长处，为我所用；第三，要有开放的胸襟，不仅要跳出藏区和藏族的圈子，而且要睁开眼睛看世界，迎接时代的挑战，勇敢地走向世界。
    对藏传佛教的态度--自觉。根敦群培相信人的智慧和力量，以人为本，认为人是衡量一切事物的尺度，并希望用人为本位的文化代替以佛为本位的文化。对待传统和宗教，他主张用理智的分析来代替盲目信仰，善于"怀疑"，通过怀疑，破除陈腐的观念。并以这种精神治学，用批判的眼光研究印度和西藏，敢于否定成说，提出自己的正确看法。他以发展和批判的眼光审视佛教，并揭露佛教中所存在的弊端，动摇了佛法至上、主宰藏族社会一切领域的地位，从而确立了人文史观，唤起了人们对理性、科学、正义和良知的尊重，对藏族传统的认识论、伦理观和价值观发出了挑战，成为藏族启蒙运动的先驱，对藏族的思想启蒙作出了重要贡献。其重要启示在于：第一、理性地信仰和研究藏传佛教，不要盲从和迷信；第二、兼容不同的教派，宽容不同的宗教，求同存异，和睦相处，共同发展；第三、弘扬藏传佛教历史上的人文主义传统，正视藏传佛教的世俗化，实践"人间佛教"，走向"道德宗教"。
    对封建权贵的态度--自傲。一是有志气，根敦群培从安多来到封建农奴社会的中心--拉萨，被卫藏三大领主称为乞丐、托钵僧、疯子，穷困潦倒，但是他具有"贫贱不能移"的气节和"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的精神，显示了知识分子的清高和傲骨。二是有骨气，根敦群培蔑视封建权贵，像李白那样，"安能催眉折腰侍权贵，使我不能开心颜"。根敦群培和中华民族的其他优秀人物，就是鲁迅先生所称赞的"中国的脊梁"。
    对外来文化的态度--自尊。根敦群培的学术和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强调民族自尊、自信和自强，不崇洋媚外，不言必称印度。印度是佛祖的诞生地，是佛教徒向往的圣地，藏传佛教直接来源于印度佛教，因而，就像研究西方古代者"言必称希腊"一样，在藏族历史上形成了"言必称印度"的传统，惟印度马首是瞻者，只看到佛教文明的共性，忽视了藏传佛教和藏族文明的个性，实际上是一种崇印媚外的思想。对此，根敦群培给予了无情的鞭挞和讽刺，他说："我们的许多学者，无论从思维方式、创作方法、装束打扮、礼节仪轨等，凡身语意三门所从事的一切活动，宛若芝麻含有芝麻油一般都深受印度的影响，甚至在偈颂诗词里，皆以引用印度的山脉、河流、地域、花卉等名称为荣。如'身若巍峨宾陀山，语似洁净恒河水'，这样的修饰形式被誉为好诗；而'身若巍峨的玛积雪山，语似滔滔的玛曲河流水'，这样的修饰方式，虽然用了句首叠音修辞格，并无任何不当之处，却会被当作嘲笑的话柄。"今天，强调民族的自尊、自信、自强，对于促进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实现邓小平提出的西藏要走进中国现代化的前列的号召，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根敦群培生活在新旧交替、社会历史文化转型的时代，他以卓越的胆识和超人的气魄，跳出寺庙、藏区和藏族的圈子，睁开眼睛看世界，在藏族学术文化史和思想史上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奠定了藏族学术大师、人文主义先驱和启蒙思想家的地位，向20世纪交出了一份合格的答卷。根敦群培无愧于时代，无愧于民族，无愧于祖国。进入2l世纪，藏族传统文化、藏传佛教以及藏族的学术和思想都面临全球化、信息化和外来文化的挑战，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怎样对待民族文化、藏传佛教和外来文化?如何继承和发展藏族的学术文化和思想?中国藏学研究和中华学术怎样迎接新的挑战? 如何处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这是摆在每一位藏族同胞、每一位藏学研究者和关心藏族命运的人以及每一位中华儿女面前的问题。抓住机遇，寻求藏族传统文化和藏传佛教的出路，为中华学术的繁荣和中华民族的复兴奉献聪明才智，已成为我们共同的神圣职责和崇高使命。在这样的形势下，根敦群培对待传统文化、藏传佛教、外来文化和现代文明的态度，其学术和思想对我们进行藏传佛教改革、正确处理藏族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正确认识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繁荣祖国的藏学事业、促进中华学术的昌盛，都具有现实意义和启示。这就是根敦群培学术和思想的当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