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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敦群培－－20世纪西藏奇僧

更敦群培是一个悲剧色彩十分浓烈的人物，造成更敦群培悲剧的原因主要是：第一、生逢乱世。更敦群培生活在新旧交替、社会文化转型的时代 , 藏族传统文化受到现代文明的强烈冲击 , 他的家乡安多 , 在马氏家族的统治下 , 战乱频仍 , 社会动荡不安 , 僧俗民众生活于艰难困苦之中。而在西藏 , 正如欧洲中世纪一样 , “政治和法律都掌握在僧侣手中 , 也和其他一切科学一样 , 成了神学的分枝 , 一切按照神学中通行的原则来处理。教会教条同时就是政治信条 , 圣经词句在各法庭中都有法律的力。”封建农奴社会已到穷途末路 , 其反动性和腐朽性更加暴露。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 , 更敦群培的生活得不到保障 , 在安多家乡学经时 , 得由穷困的母亲和姐姐帮助。到卫藏后 , 不得不以绘画为生 , 不能专心于佛法的修习 , 因而被称为“安多乞丐”。在这一点上 , 更敦群培与王国维有相似之处 , 著名学者叶嘉莹说 : “静 安先生在世的短短五十年 (1877-1927), 恰好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多变故的一个时代。……静 安先生个人的悲剧之演出 , 其背景便恰好是这半个世纪的多灾多变的中国的苦难。”
    第二、孤军奋战。在全民信仰佛教、政教合一的藏区 , 无论是统治集团 , 还是僧俗民众 , 都生活在迷信、禁欲和封闭的社会环境中 , 更敦群培可谓“众人皆醉我独醒” , 他清醒地认识到进入垂暮之年的西藏封建农奴社会 , 对佛教的生存造成危害 , 严重禁锢了藏民族的思想文化 , 阻碍了社会的进步 , 不利于藏民族的强盛。因此 , 他敢于离经叛道 , 在言行上表现出对佛教的“三宝”佛陀、佛法和高僧活佛的不敬 , 无情地揭露佛教和传统文化中的种种弊端 , 冲破非理性的禁欲主义的樊篱 , 向藏传佛教和传统的伦理道德与价值观念挑战 , 如敦敏《题芹圃画石》诗：“傲骨如君世已奇，嶙峋更见此支离；醉余奋扫如椽笔，写出胸中块垒时！”惊世骇俗，毫不顾忌传统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 , 这必然会遭到信教民众的孤立和代表高僧与贵族利益的噶厦的压制和迫害。但是 , 更敦群培明知山有虎 , 偏向虎山行 , 他并不因此而退缩 , 相反 , 却以自己的生命作赌注 , 进行抗争。就像尼采一样 , 不肯降格以求 , 宁愿走到沙漠里与猛兽一起忍受焦渴 , 不愿与肮脏的赶骆驼人同坐在水槽边。更敦群培的言行 , 令人想起了爱国诗人屈原 , 这位“众人皆醉我独醒” 的楚国大夫 , 在被腐败的朝廷流放 , 漂泊于潇湘时 , 在世人的眼中就是个狂人和疯子 , 受到民众和统治者的孤立 , 最终投入汨罗江。更敦群培在受到孤立时 , 也希望得到支持和怜悯 , 他说 : “被贪嗔血液迷醉的顽虎 , 在密林发出恐怖的啸声 , 这形只影单正直的孺子 , 望诸位智者赐予他悲悯 ! ”可是 , 他并没有走屈原的老路 , 而是顽强地进行抗争 , 像尼采一样 , “宁愿绝望 , 胜于投降。”不与同时代的人合群 , 海德说：“他研究了非佛教的印度文明 , 这就使他与自己的同胞具有鲜明的区别 , 在他的这些同胞看来，举世无双的‘昂贵的珍珠’ , 是佛陀的教义。更敦群培仓促地接触‘现代’社会 , 尽其所能吸收所了解的各种知识 , 并希望采取一套适应 20 世纪的思想表达方式。他不仅有宏大的愿望，想在自己的同胞中唤醒科学思想 , 而且还希望找到一种适应时代的语言 , 用藏语表达逻辑学和佛教中观学说。在撰写《龙树中论奥义疏》时 , 他就认为 , 自己用适应时代的术语成功地阐述了中观学说。这部篇幅不长的作品在正统的信仰者中引起了公愤 , 证明他的这一举动获得了成功。”
    更敦群培愤世疾俗、离经叛道 , 对传统文化和佛教进行反思与批判 , 试图“重估一切价值” , 可以称之为“西藏的尼采”，与被称为“中国的尼采”的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具有相同个性。但是 , 鲁迅的处境比更敦群培好得多 , 因为鲁迅的思想具有社会土壤和民众基础 , 还有一定的生存空间 , 他所受到的孤立和压制 , 主要来自统治集团 , 而广大民众则成为其反封建、反传统、反迷信、鞭挞黑暗统治政府、揭示国民的劣根性的坚强后盾。更敦群培的处境却与鲁迅不同 , 由于佛教主宰着西藏社会 , 因而更敦群培离经叛道的言行实际上是在与整个封建农奴社会和政教合一体制作对 , 得不到社会和藏族僧俗民众的响应和支持。因而西藏政教统治集团在对他进行迫害时 , 就可以肆无忌惮 , 不但将其作品列为禁书 , 而且还任意罗织罪名将其监禁 , 对其身心严加摧残。
    第三、被封建农奴制度扼杀。更敦群培站在西藏统治集团的对立面 , 抨击传统文化和佛教中的弊端 , 揭露封建农奴社会的阴暗面 , 以人文史观代替佛教神学史观 , 动摇了政教合一制度的精神支柱。正如海德所说 : “在传统主义者当中，分为两个集团（他们对更敦群培的评判存在分歧） : 宗教信徒认为 , 更敦群培是一位觉醒的大师 , 他不屈从于政治和世俗的看法 , 正统的格鲁派则反对更敦群培的哲学立场 , 感到他对传统的批判是对他们的冒犯。格鲁派当然反对把政治制度世俗化 , 对他所表现出的强烈的个人主义倾向也怀有敌意。进步分子、他（更敦群培）的弟子和朋友们既把他看成是一位觉醒大师和理论家 , 并且，不管他本人怎么想，又把他视为一位潜在的领袖。民间传说当然着重叙述他“疯子”的一面 , 他的幽默风趣 , 以及他表现出的一些超自然的能力。”更敦群培的言行 , 严重危害了西藏三大领主的切身利益 , 对噶厦的统治构成直接威胁 , 成为政教集团共同的敌人 , 必欲扼杀而后快。德国哲学家尼采说 : “当最堕落的人升到了最高品级 , 他所能做到的唯一的事就是损害了相反的典型 , 损害了最强健的人 , 即肯定生命的类型 , 生命的肯定者。当群羊闪射着最纯粹的道德光辉 , 是时杰出的人就不能不降为恶人一流。当虚伪损毁了一切 , 窃据了真理之名 , 这时真实的人就只能求之于坏名声之中。”在三大领主主宰一切的封建农奴社会 , 把更敦群培视为“恶人” , 被加上了种种“坏名声”。因此 , 更敦群培英年早逝 , 显然不是法国学者海德所谓“自杀” , 其悲剧性的命运是由西藏政教势力一手造成的 , “历史上一切创造者的命运都坎坷而悲壮 , 多半是因为习惯势力支持了有权的迫害者。”在西藏政教势力的联合压制和迫害下 , 更敦群培最终没有逃脱被封建农奴社会扼杀的命运。
    在思想禁锢、藏传佛教主宰一切的西藏封建农奴社会 , 容不下新思想和异端 , 思想和学术没有生存的空间。作为现代藏族学术和思想的先驱者 , 更敦群培在当时的社会中的思想显然具有超前性和前瞻性 , 因而缺乏社会土壤和民众基础 , 最终象尼采一样 , 成为“新世纪的早产儿” ( 尼采语 ) 和“精神早产儿”。必然会夭折。更敦群培的悲剧 , 折射出西藏封建农奴社会的黑暗、反对和腐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西藏和平解放后 , 藏族人民翻身作主人 , 西藏的学术文化进入了崭新的发展阶段。特别是国家改革开放以来 , 随着祖国学术文化的发展 , 藏族学术文化走向繁荣 , 更敦群培的理想和愿望早已成为现实。以更敦群培的人生轨迹和心路历程为个案，反思藏族社会历史和学术文化的命运 , 使人们清楚的认识到，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 , 藏民族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 , 藏族学术文化才能走向繁荣 , 才能实现“百花齐放 , 百家争鸣”。
    更敦群培生活在新旧交替、社会历史文化转型的时代 , 他以卓越的胆识和超人的气魄，跳出寺庙、藏区和藏族的圈子，睁开眼睛看世界，把握机遇 , 在藏族学术文化史和思想史上作出了划时代的两大贡献 , 奠定了藏族学术大师、人文主义先驱和启蒙思想家的地位，向 20 世纪交出了一份合格的答卷。更敦群培无愧与时代 , 无愧于民族 , 无愧于祖国。历史是一面镜子 , 通过对更敦群培的研究 , 促使我们对 20 世纪的藏族历史、学术文化和思想进行反思。在新旧世纪交替、人类迈进 21 世纪之际 , 又迎来了一个社会文化转型的新时代 , 藏族传统文化、藏传佛教、藏族学术和思想 , 以及中国藏学研究和中华文明都面临挑战。怎样对待民族文化、藏传佛教和外来文化 ? 如何处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 ? 藏族的学术文化和思想怎样发展 ? 中国藏学研究和中华学术如何迎接新的世纪 ? 这是摆在每一位藏族同胞、每一位藏学研究者和关心藏族命运的人以及每一位中华儿女面前的问题。抓住机遇 , 寻求藏族学术文化的出路 , 迎接现代文明和市场经济对藏族传统文化和藏传佛教的冲击和挑战 , 为中华学术的繁荣和中华民族的复兴奉献聪明才智，已成为每一名藏族成员、每一位藏学研究者和所有中华儿女的当务之急。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 , 更敦群培对待传统、佛教与外来文化和现代文明的态度 , 其治学精神、胆识、学风、文风和研究方法 , 对我们进行佛教的变革、正确处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正确认识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繁荣祖国的藏学事业、促进中华学术的昌盛、使中华民族步入世界强大民族之林，都具有可资借鉴的经验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