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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敦群培－－20世纪西藏奇僧

更敦群培是藏族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先驱。他相信人的智慧和力量 , 以人为本 , 认为人是衡量一切事物的尺度 , 并希望用人为本位的文化代替以佛为本位的文化。对待传统和宗教 , 他主张用理智的分析来代替盲目信仰 , 善于“怀疑” , 通过怀疑 , 破除陈腐的观念。并以这种精神治学 , 用批判的眼光研究印藏 , 敢于否定成说 , 提出自己的正确看法。他以发展和批判的眼光审视佛教 , 并揭露佛教中所存在的弊端 , 动摇了佛法至上、主宰藏族社会的一切领域的地位 , 从而确立了人文史观 , 唤起了人们对理性、科学、正义和良知的尊重 , 对藏族传统的认识论、伦理观和价值观发出了挑战 , 成为藏族启蒙运动的先驱 , 对藏族的思想启蒙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开风气不为师。
    正如伏尔泰时代的社会一样 , 更敦群培时代 , 藏族人民也受着双重压迫 , 即佛教蒙昧主义和世俗的贵族领主的压迫。更敦群培宣扬理性 , 冲破思想禁锢 , 力图使藏族民众摆脱精神压迫和阶级压迫 , 而政教合一制度却违反理性 , 政教统治集团对他进行联合夹击。他虽然具有伏尔泰胆识和智慧 , 但是缺乏他那样的斗争艺术 , 因而他在“打倒卑鄙”的同时 , 自己也被卑鄙者打倒了 , 他为藏族的思想启蒙献出了生命。
    更敦群培抨击传统文化的弊端和藏民族的劣根性；既信仰佛教，又不迷信佛教，揭露藏传佛教僧人“吃”佛教的腐败与堕落；对不同的宗教持宽容的态度；善于并敢于吸收和借鉴现代文明；呼唤民族觉醒，倡导民族自尊，反对崇印媚外，正确处理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他的行为、学术和思想，冲破了封闭、禁欲、保守的西藏封建农奴社会对藏民族的禁锢，拉开了藏族启蒙运动的序幕。
    更敦群培是藏传佛教世俗化的先驱。尽管在 20 世纪上半叶的藏区，佛教对社会的控制并没有出现明显减弱的倾向，藏族社会依然是“神圣的” 社会并且十分封闭，但是，作为佛门奇僧、学术大师、启蒙思想家和人文主义者的更敦群培，以先驱者的胆识和魄力，在其短暂的一生中，在关于藏传佛教的言行和对待藏传佛教的方式上，表现出鲜明的个人化和理性化的特点，这无疑对藏传佛教世俗化起到了推动作用。将更敦群培的宗教哲学思想和他对佛教的态度结合起来考察，可以看出，更敦群培是藏传佛教世俗化的先驱者。
    作为一名离经叛道的藏传佛教高僧，更敦群培在闻、思、修，讲、辩、著以及对待佛、法、僧的态度方面都与传统的藏传佛教信徒有显著的区别，其宗教言行最鲜明的特点，是带有世俗化的色彩。
    更敦群培在甘南拉卜楞寺学经时，在闻、思、修方面就露出了世俗的端倪，他不认真学经，而制作机器船，在辩经法会上与德高望重的大喇嘛对辩，向被该寺奉为权威“教材”的历世嘉木样活佛对五部大论的注疏进行商榷。入卫藏哲蚌寺后，他不严守该寺的学经制度，经常旷课，还蔑视在该寺讲经佛学大师格西喜饶嘉措。从某种意义上说，更敦群培实际上是把格鲁派寺院当作世俗学校（佛学的高等学府）来看待的，他入寺的主要目的，不在皓首穷经、讲经说法和弘扬佛法，而在增长知识，钻研学问。旅居佛国印度和锡兰的 12 年间，他在朝礼佛教圣地和修习佛法的同时，钟情于世俗的学问，与信仰完全不同的世俗学者广交朋友，甚至还同女人一道生活，其行为举止已与俗人没有多大差别。
    更敦群培在佛法修习生涯中的讲、辩、著，即他对佛教和佛学的认识和见解，也具有世俗化的特点。在拉萨居住时期，更敦群培以世俗的方法向达瓦桑布等弟子讲解和研究佛教中观学说，并且向喇琼阿波等弟子传授“诗学”，这是被正统的格鲁派僧人禁止学习的世俗学问；更敦群培在拉卜楞寺修习佛法时，以探讨和批判的风格辩经，这种学经方式类似起源于德国的研讨班（ Seminar ），与世俗的学习方式没有多大区别；更敦群培以世俗的方法论和人文主义史观写下了《白史》、《龙树〈中论〉奥义疏》和《智游佛国漫记》等传世名著。他旅居印度时，参考印度古代的性学典籍撰写了以性为主题的《欲经》，是十足的世俗作品，这类题材即使世俗学者也难于涉猎。作为僧人画家，更敦群培并没有把主要精力集中于正统的绘画题材、具有浓郁佛教色彩的唐卡，而在人体素描以及山川风物和佛教胜迹速写方面下了很大工夫，他所留下的 125 幅绘画作品，具有十分明显的世俗风格，与传统的僧人画家的画风形成鲜明的对照。
    更敦群培的平等观也反映了他的世俗思想。他主张教派平等，包括佛教内部各教派的平等和佛教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等被正统格鲁派视为“外道”、“异教” 之间的平等；僧人平等，活佛、大喇嘛与普通僧人都是释迦牟尼的信徒，不应当有高下之分；文化平等，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民族文化和外来文化，既有其优长之处，也有局限，应当客观对待，求同存异，优势互补反对崇印媚外；民族平等，各民族都有自己的长处，民族之间应当互相学习，反对民族歧视；男女平等，反对大男子主义和歧视妇女的社会习俗，抨击将女性当作男性的性工具的陋习。
    总之，更敦群培以世俗的方式对待佛教的“三宝”佛、法、僧，因而在佛法修习实践中，无论是闻思修，还是讲辩著，都具有鲜明的世俗特色。对于佛祖释迦牟尼和格鲁派始祖宗喀巴，他注重形式上的信仰，蔑视虚伪的信徒；对于佛经、龙树《中论》、五部大论以及历世嘉木样活佛对五部大论的注疏，他不迷信，进行探讨和商榷；对于嘉木样活佛和格西喜饶嘉措大师这样的高僧大德和活佛，他不盲从。作为藏传佛教的信徒，更敦群培的宗教言行离经叛道，生活方式放荡不羁，从这个意义上，称他为藏传佛教世俗化的先驱是名副其实的。
    更敦群培是爱国主义者。更敦群培的爱国主义是通过热爱自己的民族藏族和热爱自己的家乡藏区表现出来的。他对印藏边界的敏感地区达旺进行考察 , 是一种爱国主义行为。因为 , 错那属下的达旺地区自古就是中国西藏的领土 , “麦克马洪线”是西藏分裂主义者背着中国中央政府与与英帝国主义的代表秘密达成的协定 , 中国政府从未承认过这条边界线。更敦群培以实际行动维护了国家的领土主权。
    更敦群培的这种爱国行为 , 引起了“麦克马洪线”的始作俑者英国人和噶厦政府部分人的强烈不满 , 受到两面夹击。正如法国学者海德所说 : “因在不丹北部边境勘察引起了不丹人的不满 , 他们向英国人通报 , 因而受到英国人的监视。那幅地图是更敦群培为他在噶伦堡的朋友们绘制的 , 并不知道这对国民党有用。英国的文献中没有提及此事 , 只是邦达饶嘎说他曾经向更敦群培打听这幅地图 , 因为他是唯一能够绘制现代地图的藏人 , 而且还绘制得很好。更敦群培在隆冬季节所进行的这次艰难的旅行 , 既是学术考察 , 又是政治冒险。”霍康·索朗边巴说 : “英国人对更敦群培怀疑防备 , 可以说肯定与他的这一举动有关。”恰白·次旦平措说 : “人们都怀疑 , 更敦群培被英国人怀恨 , 是他后来无辜被捕的根本原因。”
    更敦群培回到拉萨时 , 高僧、贵族们纷纷前往拜访或求教 , 噶厦政府和英国在西藏的代理人黎吉生慑于其声望 , 没有马上对他下手。然而 , 几个月后 , 噶厦却以伪造藏钞罪将更敦群培逮捕 , 投入朗孜夏监狱。因为更敦群培的行为是正义的 , 噶厦作贼心虚 , 为了掩盖世人的耳目 , 愚弄僧俗百姓 , 不敢公布更敦群培的真正“罪名”——戳穿分裂祖国领土的阴谋 , 参与“西藏革命党” 的活动 , 力图对政教合一的噶厦政府进行变革 , 而给更敦群培定了一个近乎于侮辱人格的罪名。
    看一个人是否爱国 , 首先要看他是否热爱自己的民族。从更敦群培一生来看 , 他非常热爱自己的民族藏族 , 十分关注本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他反对民族歧视 , 主张民族平等；他揭露和抨击本民族的弊端 , 也是“哀其不幸 , 怒其不争。” 他不仅与西藏的分裂势力作斗争 , 反对将祖国西藏分裂出去 , 而且还与英帝国主义作斗争 , 拒绝与英国在西藏的代理人黎吉生合作 , 揭露其觊觎中国西藏的图谋。更敦群培将爱民族和爱祖国很好地结合起来 , 是一位真正的爱国主义者。这证明李有义称更敦群培为“爱国主义者”是有事实根据的。
    更敦群培的时代局限。生长于 20 世纪上半叶的更敦群培，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作为佛门奇僧、学术大师和启蒙思想家，他是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在藏族社会历史发展历程中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同时，他的局限性也十分鲜明，表现在对藏族传统文化的价值判断偏激；对藏传佛教的态度极端；学术和思想具有明显的承上启下的过渡性特征；民族主义色彩较浓；为人处世放荡不羁。
    更敦群培的命运。在人类文化思想史上 , 先驱者几乎都命途多舛、屡遭厄运。文艺复兴时期 , 意大利的人文主义者彭波拉齐因对“灵魂不死” 产生怀疑 , 激起了教会僧侣的愤怒 , 受到政治高压 , 使他情绪紧张 , 病魔缠身 , 不堪忍受 , 终于绝食自杀。欧洲启蒙运动的导师伏尔泰 , 一生备受教会和专制制度的迫害 , 曾两次入巴士底狱 , 两次被流放 , 还被迫流亡国外。伏尔泰因写《哲学通信》而招来麻烦 , 被巴黎高等法院列为禁书 , 公开焚毁。德国现代思想的先驱者尼采 , 则被称为“悲剧哲学家”。他那一颗敏感的心 , 太早太强烈地感受到了时代潜伏的病痛 , 发出了痛苦的呼喊。可是 , 在同时代的人听来 , 却好似疯子的谵语。“现在再没有人爱我了 , 我如何还能爱这个生命 ! ” 尼采对于伟人的最后命运持悲观的看法 , 认为这样的人的“毁灭是规律” , 他们“在地球各个角落里等待 , 全然不知要等多久 , 更坏的是空等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