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湖网

2001年是根敦群培（1903～1951年）去世50周年，再过两年就是他的百年诞辰。笔者从9月份开始重新阅读根敦群培的一些著作和相关论著，采访了他在拉萨的亲人，对根敦群培及其亲人曾经生活的地方作了一点实地考察。这篇文字也就是在读书笔记和访问记录的基础上整理而成的，既有相关史实的补正和叙述，也有一些个人粗浅的体会与认识，还有一点超出“学术体”的文字，文章名副其实的“杂”。
    曾经有人这样评价意大利诗人但丁：他是中世纪最后一位诗人，是“新时代”的第一位诗人。从这个角度评价根敦群培，应该更为复杂。在20世纪中叶，西藏发生的那次规模宏大的历史转折，现在可以看得比较清楚，在主要的社会指标上标明了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至今才过去半个世纪，给人感受是那么久远。根敦群培不是旧时代的“诗人”，而是新时代的第一位诗人，他属于新时代，虽然他在新时代的曙光初现之际已经离去。正因为他的存在，那个时代的距离感不再远得好像是一个童话，他身上带着那个时代给予他的痛苦的烙印。激烈的时代变迁和大踏步的前进，在不同的层面上必然会有不同的表现，读者诸君中如有在最基层生活经历者和用心体会者，不难感受到旧时痕迹的大量存在；而主要生活在机关、城镇，只是浮光掠影地看几眼基层人生活的，可能更深刻地感到的是现代文明形态在西藏的立足和迅速发展。说这些，意思很简单：在更深的意义上，我们具有与根敦群培同样的思想背景和社会背景。
    一、相关史实的叙述与补正
    “西藏革命党”
    从根本上说，旧西藏是一个不容忍别的政治组织存在的社会，根敦群培以所谓“西藏革命党”分子的因素而受到迫害不是什么不可理解的事，虽然他的被捕并不是以此为罪名；但在40年代后期，噶厦所关心的事情远比这个问题大得多，邦达绕嘎等人的这一组织并没有形成一种能够左右西藏社会变化的力量；如果没有其他因素的影响，根敦群培也许根本不会发生后来所遭遇的事件。关于这方面已有过不少的论述，《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三期上有当时国民党政府驻藏官员陈锡章的遗作《西藏从政纪略》，为“西藏革命党”这一组织提供了另一角度的资料，邦达饶嘎“因在拉萨失意，避居印度之噶伦堡……蒙委会聘他为联络员”，1946年沈宗濂与两名西藏代表（僧官扎萨土登桑培、俗官扎萨凯墨·索朗旺堆）及达赖之兄嘉乐顿珠经印度飞往南京，特别是后者的秘密离藏，“英人认为是沈的政治胜利”而对与中央方面的关系极为关注。邦达饶嘎的活动情况传到拉萨后，英方对促成噶厦采取行动起了主要作用，根敦群培的被捕也就顺理成章地得到合理的解释了。
    手稿问题
    他从南亚回西藏时所带回的及回藏后所写手稿的下落，至今仍是众说纷纭，现在出版的根敦群培的几种文集都不是他手稿的全部。其手稿本来一直放在“旺丹边巴”（其住所）的，入狱后被赤江活佛拿走。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杜永彬的专著中有具体的说明。关于赤江，次旦玉珍说根敦群培在监狱时，她常到噶雪巴家去，有一天次旦玉珍听到噶雪巴对噶雪巴夫人说了些什么，噶雪巴夫人哭着说：“不可能，我不相信。”对这件事她一直没有对外界说过，只是心中有一些怀疑。还说在他出狱后，有一天次旦玉珍告诉根顿群培说赤江仁波钦来了，他说：“算了，别理他。”关于噶雪巴，她说他每次来见根顿群培时都是五体投地地拜他，她的评价是噶雪巴为人虚伪。根敦群培去世后，她遵嘱将那只存放手稿的铁箱子送霍康先生家时，里面己经没有什么东西了（后这箱子被为根敦群培送终的弟子“娘绒朱古”买去作为纪念）。
    根敦群培之死
    根敦群培去世的具体日期，说法有几种，现在为大家认可的当属为其晚期弟子的霍康·索朗边巴先生的记述，“作者逝世的准确时日……以原存放于居民委员会，后来归还的笔记中找到了清楚的记载”（文章中没有记载笔记的内容），并以印度噶伦堡报刊载的从电台收到的消息为佐证，①当为藏历第十六饶迥阴铁兔年（1951年）八月十四日下午，也就是说在公历的9月～10月。现在出现的问题是一些论著中直接将其处理为公历的8月14日（杜永彬著中也是倾向如此）。为了说明这一问题，可以举一点例证：1951年5月23日“十七条协议”签订后，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张经武一行数人，经印度到达中印边境亚东，会面达赖喇嘛后先期到达拉萨，到达拉萨的日期是1951年8月8日，随张代表自香港乘机先行到印度的有“十八军联络部部长、在北京参加和谈的随中央人民政府主要工作人员阿乐（乐于泓）同志，藏文藏语翻译彭措同志和我（郝广福）……建议张代表让中央专门为他指派的刘医生同机先行。但张代表拒绝了……先走的人员要尽量减少，这样行动方便。”②也就是说，先期随行人员中并没有医生；1951年9月9日十八军副政委王其梅率领的十八军先遣支队到拉萨举行入城仪式，并绕行八廓街；③10月26日十八军军长张国华率领的入藏干部和部分部队进抵拉萨，2万多人举行欢迎大会。这表明，如果根敦群培是在1951年8月14日去世，那么张经武代表派医生为他治病一事在时间上就难以解释清楚，虽然我现在查不出究竟医生是何时到拉萨的，但其中的时间差距显而易见。2001年9月25日笔者在琼华女士的陪同下到拉萨市纳金路次旦玉珍老太太家采访，老太太提供了一个有说服力的证明，她说根敦群培见到过进藏的人民解放军，听到他们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时拍手说：“我的老乡来了。”她还说经常听到根敦群培说到张国华、张经武等人的名字，只是不知道说的是些什么内容。
    关于根敦群培的死因，其妻次旦玉珍认为是被毒死的。有关口述情况杜永彬著作第151页有记载，需要补充的是：在噶雪巴家住的期间，有一天下午至晚上，来了三个人，除噶雪巴之子（实际上是过继的其兄弟之子）外，另两名英国人一为电工，一为报务员福克斯。他们带了一瓶酒，说是来请教藏文方面的问题，根敦群培当时感到有些害怕，不让次旦玉珍离开；他们起劲地劝酒，他喝得多，他们喝得少，当天晚上即出现了呕吐现象，手和嘴唇都黑了，而且他本人事先就有不好的预感。她和亲人们怀疑英人有可能是下毒（放蛊）。其亲人一直认为这是导致根敦群培之死的直接原因，至少是其中之一。他去世的地点是噶厦农务局（索朗列空）所在地“噶如厦”（现在的拉萨市八廓南街96号）。噶如厦正门朝西，当时根敦群培住在北面三楼，其斜对面有一家做象牙骰子的蒙古人，女儿格吉央宗就在这家当小佣人，她说她从帮佣家的窗户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根敦群培，去世前，根敦群培的脸已经肿了，变黑了，经常从窗户里往外看；在这座房子的八廓南街对面就是噶雪巴的住宅，次旦玉珍说噶雪巴常在其居所隔街喊根敦群培“格拉”。我了解其葬礼是这样的：用的是木轮马车为他送的葬（当时还没有轮胎车），哲蚌寺派了很多僧人（是不是他当年求学时的果莽扎仓鲁本康村的僧人，次旦玉珍说她不清楚）来为他送葬，出殡时有僧人为他做法事，吹法号，尸体放到马车上后围绕八廓街转了一圈或半圈，当时周围煨了很多桑，按说规格还是很高的。她未跟随去送葬，记得根敦群培去世前，曾经常说到他在安多的姐姐。
    遗产
    有两层意思，一是其精神遗产，这方面他的思想至今还没有得到有效的整理与发掘，除了其生平事迹的介绍外，他的著作大多还无法见到可靠的译本，他在国外以外文发表的文章在国内也很难读到，国内藏学界的研究还显单薄和不足，国外对根敦群培研究的成果也介绍甚少。他的影响至今主要仍局限于一个很小的范围内。从地域而言，成就根敦群培的是在卫藏地区，即使他在国外长达12年的人生经历，并未对当地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他最杰出的学术成就和悲剧结局也发生在这里。也许人心的纪念是最大的纪念，这可能就是在这个“五十周年”里几乎听不到在大的层面上纪念声音的原因之一吧。这对讲求弘扬优秀传统民族文化的时代多少是件憾事。从现在可以阅读到的根敦群培的著述来看，我以为它们是中华文化中弥足珍贵的遗产之一。
    二是其身后是是非非以及对其亲人的生活的影响。评价和纪念，我以为有人比我更有资格和能力来做这件事情；之所以勉力做这件事，既是出于个人的热爱，也是出于一种怀念的心情。根敦群培成就惠及后人之处很多，从恰白·次旦平措先生等撰写的煌煌史书《西藏通史》，从曾经与根敦群培有过纠葛的夏格巴·旺秋德典的《藏区政治史》，便可见一斑，根敦群培短短的未成稿《白史》得到了他们多处的引用和高度评价。笔者在读过一些过去的藏族史学家写的史学著作后，对霍康·索朗边巴先生对《白史》写作方法上的高度评价深有同感。他对年代、事迹的考证，对神话与历史的区分，即使在今日仍具有重要的教育和借鉴意义，它们体现的是真正的学者风范：认清事实，把事实感受为问题，并从问题出发接受心智的辩难；用事实来区分语言的矛盾和事实的矛盾，这是常理，而在忽视实践，追求玄学，把形而上学与产生形而上学的原生土壤割裂开来行事的时代，有此灼见，不仅需要智慧，更需要勇气；从论据出发，具有鲜明的为学的目的；而且我还以为，他对后人的学术、艺术上的馈赠随着时间的推移将显现得更大。我曾经想过，从他的学术经历看来，也许学术的正途不在职业化上，而在业余上。
    亲人
    对于这方面的情况，也许有人会觉得其价值不大，但我还是想留下一点记录。关于次旦玉珍母女在根敦群培去世后的情况，一般论著很少涉及，这里我以采访的资料作一点介绍。
    次旦玉珍家庭是昌都人，其父在昌都也算得上显赫的人物，其母家庭也算富裕（据她说属于富裕差巴户），她父母是“自由恋爱”结婚的。她于1921年出生在拉萨，10岁左右回到昌都，1941年在昌都遇到根敦群培，1942年格吉央宗出生，其时根敦群培已离开昌都。他从印度回到拉萨后，她们当时没有见到他，他也不知道她们的情况，是过了一段时间后才见到的。次旦玉珍说她曾在根顿群培处翻箱子时看到过一张他的照片，照片上他的头发很长，后来就没有见到了；一次，她在一本书里见到一张外国人的照片，根敦群培说它是造成他入狱的主要原因，解放后她才知道那是斯大林的照片。我在采访次旦玉珍时，曾问及是否见到过根敦群培外出调查，她说从来没有，只见到他写作的情形，由于不识字，也不知道他究竟写些什么。那么是否可以推断她见到根敦群培是在入狱前不是很久的时候，因为据霍康先生记载，根敦群培曾到一些地方考察过碑文资料的；或者就是在根敦群培出狱后才见到的。另据她讲，根敦群培出于对自身境况的考虑，让次旦玉珍不要让别人知道他们有一个女儿，即使在次旦玉珍到噶如厦照顾根敦群培生活后，格吉央宗仍不能与他们生活在一起，外界知道他有一女儿的也为数很少。格吉央宗基本上是靠在拉萨给人当佣人来维持生活的。
    次旦玉珍于1953年到“七一农场”参加工作，也许是看她比较讲究卫生，开始是给炊事员当下手，后来到拉萨市区的“吉德林”小门市部（即现在拉萨市八廓南街20号，原饶噶厦房子、土登贡培房子即颇章萨巴的对面，当时是铁皮房，现在已经看不到当时的模样了）卖菜，1956年入党。据其女婿尼玛说，当时的老太太剪的是短头发，“思想红，对党非常崇拜和热爱，对工作是一心一意，认真负责，一分钱的便利也不会去占的”。他举了一个例子：1967年他们到拉萨休假时，当时老太太住在“德吉林”，因为拉萨武斗比较混乱，老太太把卖菜的钱放好后离开了，后来发现自己家里的东西丢了，但公家的钱没有丢，她一分不少地全部上交了，“我准备找农场领导谈一下这事，她不让去”。“文革”前生活比较平静，“文革”期间因为根敦群培留下的“历史问题”受到冲击，农场开过她的批斗会，要她交代根敦群培是如何“里通外国”的。70年代女儿女婿休假回拉萨，农场让她的女婿代表她写一个说明，“谈地方政府是如何抓根顿群培并加害于他的；张经武代表是怎么派医生为他治病的”，以此说明他是爱国进步的，不是特务。证明材料交给农场革委会后，没有什么回话，以后她再也未受到冲击。1981年退休，退休后的生活除了照看小孩、养花等，“连80年代以后拉萨比较普遍的转经活动都从不参与”。
    格吉央宗于1942年出生于昌都，不久即随母亲到拉萨，一直到1949年随母亲在拉萨过着流浪的生活，此后便在拉萨给人作佣人。她说第一次见到根敦群培是在他出狱后，在噶如厦。记忆中曾经随父母一起转过一次街，根敦群培生病和去世时她在噶如厦斜对面的一家蒙古人家中当佣人，常常看到他，但没有到其身边去过。根敦群培去世后，遗体停放在过道上的一个床架上，她说根敦群培养了一条狗，趴在他身边一个劲地叫着。她当时就听说他“能闭着眼睛写英文”，她说“如果我是男孩，他肯定会教我的”。
    西藏和平解放后，格吉央宗迎来了新生活，因在“七一农场”工作的母亲常回拉萨看望格吉央宗，农场领导知道后，便于1954年（其时她在给噶厦做饭的玛钦格隆家带孩子做佣工）亲自骑马把她接到农场，头一段时间是在农场做小工，“在实验地里赶麻雀”；次年到色新拉扎（此为1952年创办的卫藏地区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小学，即现在的拉萨一小）学习，当时凡是到那里上学的都享受“三包”政策，上到四年级。1958年到咸阳公学学习，1959～1961年到甘肃农大（武威）培训班兽医系学习，1961～1962年在兰州西北民院畜牧科学习；而后分配回西藏，到阿里地区改则县洞措区从事兽医工作，因为区上人手少，也兼干其他事情，1962年与同学尼玛结婚，当时尼玛并不知道她父亲是谁，结婚后看到一张他的照片才知道（此照片在“文革”中被烧了）。1965年安排到县兽防站工作；1970～1976年在改则县物玛区工作，当兽医、保管员、出纳。“文革”期间，格吉央宗夫妇因根敦群培被认为是“国际间谍”、“阶级异己分子”而受到牵连，两人所在的县军宣队几次派人到拉萨调查了解情况，他们的入党申请从60年代一直拖到1975年才得到解决，主要原因也就是她父亲的问题没有弄清楚。尼玛谈到，“文革”时县领导对他们说，让你们参加工作当干部已经不错了。1976年到县农牧中学任保管员，1977～1979年在县委办当收发员和从事内勤工作；1979年11月～1981年9月在县团委工作，其间1980年任县团委书记；1981年调到拉萨，在农垦厅办公室工作，1986年机构改革中农垦厅撤销，调到农牧林业委员会政治部工作，1987年退休。尼玛于2000年1月退休，他们的三个女儿都是大专院校的毕业生。
    二、知识分子品性
    我曾说过根敦群培是一个奇迹，他的出现只能成为一个个案，但并不是说“时代造就人”的命题不能成立；动荡的时代打开了一线与外界沟通的门缝，使人有可能接触到新的思想观念，从侧面造就人。
    知识分子健全的人格，在文化上既有痛切的对身处其中文化的批判，也有非“阿Q式”的自尊与自强的宣扬。我不知道别人是如何理解他自南亚回到拉萨时的“潦倒”状况。喜饶嘉措先生在根敦群培略传中这样记述：听到
他回到拉萨的消息，“我立即前往去，见到了住在郭莽康萨的他。我心里想，他在印度住了多年返回西藏，一定很有钱、很威风，但是相见之后，看他却不是那样，他面孔稍瘦削，门牙雪白，面带微笑，穿一件印度长袍。他的物品有一个黑色的大箱子、一个火炉、一个小铝锅、一套被褥，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霍康·索朗边巴先生的记载是：“他去拜见了邀请他回拉萨的赤江活佛和噶伦噶雪巴，赤江活佛对他说：‘以后你不论有什么困难，就请到我这里来！’噶雪巴说：‘你就是根敦群培吗？你怎么像个错那地方卖辣椒的商人？”，（以上两段引文转自恰白先生著作）这与次旦玉珍见到根敦群培的情形相吻合，她还说根敦群培当时未穿僧服，“跟普通人一样。”这两者都值得回味。事实上，因为其出身的关系和他本人所具有的艺术上、学问上的才华，谋生不成问题，也就是说他已脱离在物质受到盘剥的苦难的阶层，但他以自己的作为表明，他并不属于上层。他是异类，正如我所热爱的那些“异端”，藐视权贵，也看透了金钱（他返回拉萨后，出于基本生活的需要，曾为一些上层子弟当过英文教师）——后者在那个时代更是身份与地位的支撑。他给亲人留下了什么呢？除了几件最基本的生活资料，就是并不为她们所理解的精神遗产。这些遗产是那样沉重，在正统知识界受到诘难（对于亲人而言，已没有什么相干了），是被遗忘还有就是（这是最直接的）承受精神和身体的打击。实证研究对于现代职业化的人文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件基本而正常的事，但是在那个时代，又是作为一名僧侣出身的知识分子确实是一件十分难能的事。因为宗教神学要求的并不在此，更严重的是，实证研究的后果丝毫无补于宗教观念的建立，而是恰恰相反。根敦群培对碑铭、非宗教文献等的研究无论如何都可称得上是一个创举，仅此一点就使他远远超出了其他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