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杨丽萍们”决心保持自己传统的文化的信念及行动,让龙安志开始思考自己今后的路。
“我放弃北京,寻找香格里拉,实际上是在寻找一种精神,在寻找的过程中,我被那些我采访的对象感动,是他们影响并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在拉萨,我投资一个香巴拉宾馆,这是一个在拉萨八角街上的一个藏式老楼。我将这个西藏文化特色的古建筑重新恢复的同时,还恢复了藏族人的传统生活和文化。这里所有的藏工艺品都是当地藏民做的,包括窗帘、地毯、枕头、佛珠等。如,一种西藏的布枕头,早已不被现代的人们所用了,但我在这种土布上稍稍加上时尚的元素,使它就变漂亮而现代。这样,传统的产品就可以继续被现代的人们所用了。旅游者可以买这种枕头,同样,它也可以出口到国外。传统文化就可以得以持续发展,这难道不是也是保护民族的多元化吗?!”龙安志兴奋地介绍着他做的文化可持续发展的项目。
还有一个项目叫“佛珠早餐会”,有一个藏族妇女4岁时就失去一条腿,生活十分拮据,龙安志为她解决基本生活的同时,还给她提供最好的松石、石头、木头等原材料,让她任意发挥想像,大胆创意,把原本是喇嘛用来念经的佛珠,在自己的灵巧的手下变幻成“时尚”的佛珠。每天早餐时,这位藏族妇女一边喝着酥油茶,一边将对未来生活的美好希冀编织在一串串佛珠里。这种佛珠卖得实在好,她的贫穷的朋友也被吸引并加入进来。不久,龙安志又安排了下岗的工人一起做,成了一个小企业。佛珠越卖越火,做好待售的佛珠挂在整整一面墙上。于是龙安志给这面墙起了个名字叫“佛珠早餐会”,也更容易被西方人接受,也更有趣。
“其实文化是要发展的,问题是怎样让其发展而不破碎。这就像佛珠里蕴涵着藏族人民的生活、文化和精神,需要以新的方式使其继续发展下去一样。我希望我在做的这些项目,或者我称之为的‘喜马拉雅模式’能起到示范的作用。别的民族、别的国家都可以来探讨。也希望别人比我做得更好、更大。现在世界上许多国家也在看中国成功的经济模式。”龙安志接着说:“最近我去了巴基斯坦、尼泊尔、孟加拉,他们也在说中国的经济模式对他们有益处。中国是摸着石头过河,积极解决基层贫困问题,而不是将这些问题压下去。我希望通过我的“喜马拉雅模式”把佛教的一些哲学方面如帮助他人,保护人类、保护自然环境等精神,用在经济上,帮助解决贫困的问题,解决物质和精神文明的平衡问题。”
为了这一信念,龙安志已经和西藏音像出版社拍了一个52集的纪录片《喜马拉雅故事》表现得就是他的愿望和对和谐社会的精神的阐释。
青藏铁路把汉族文化、西方文化带到了西藏。能不能也提供一个机会让西藏的文化包括佛教的哲学,和谐社会的理念的东西走出西藏。
对一些西方媒体对青藏铁路的开通颇有微词,龙安志是这样看的,“青藏铁路开通时,我就在拉萨,每天有3000人到拉萨,又有3000离开拉萨,这么多的人流,对拉萨的影响肯定是存在的。有利有弊。”龙安志说。“这些游客给西藏带来了更多的商业机会,当地人的收入因此提高了。但是,反过来,这又会影响这里的环境等,以布达拉宫为例,如果让3000多人都参观布达拉宫,布达拉宫则无法承受。如何用最大的可能保护当地环境,给当地带来收入,又能保护当地人、保护当地的旅游,使其稳妥、文明而健康地发展下去,需要借鉴更多外来的经验。”
龙安志认为,铁轨把汉族文化、或者西方文化带到西藏来,也要考虑,能不能也提供一个机会让西藏的文化包括喜马拉雅的精神,包括佛教的哲学,和谐社会的理念的这些东西走出去。他相信,每天有3000人到西藏来,又有3000人从西藏走出来带出去的东西,应该得到精神的刺激和震撼。这需要全面地考虑,不能简单说铁路好与不好。
龙安志简介:1961年出生,于美国DUKE大学本科毕业,获政治经济学学士,在香港中文大学,获法学硕士,在美国夏威夷大学亚太研究中心,获法学博士。1981年在天津南开大学主修中文,1993-1997年任香港南龙集团董事长,主要承担美国柯达、瑞典爱立信等国际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的法律顾问工作,现居住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