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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族青年作家龙仁青小说作品研讨会发言摘要

　　察森敖拉(青海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龙仁青的作品从地区、民族、民俗等方方面面都涉及得很宽，而且其中有一些一般的人很难驾驭的东西，这是我作为一个在当地土生土长的少数民族作家个人的感觉。他作品中有关宗教信仰的描写，我个人认为他运用得比较到位和巧妙。宗教都是扬善的，他就抓住"善"的这一点，运用到他的作品里面去。比如说《放生》，这个作品实质上就很明显地反映了对自然资源的破坏和对藏羚羊濒临灭绝的担忧和关怀，他就写出了藏传佛教中的因果报应理论，小说就是从朴素的藏传佛教理论角度出发，很自然地表现出了这一点。

　　马钧(《青海日报》社会文化专刊部主任)：

　　我看完龙仁青的小说以后，我思考这样一个问题：龙仁青的小说究竟为当下的中国小说输入了怎样的小说经验？我觉得得到了一个答案，那就是龙仁青小说中的“神话思维”，“神话思维”是汉文化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断了根的一种思维。

　　从小说历史上来说，小说最初的源头就是神话。那么再把我们的时间倒回到上个世纪，鲁迅在他的《故事新编》里头就是用神话去写小说，《补天》、《铸剑》这样的作品，在我们今天来看都是典范之作。这种神话思维操控下的书写对当下的小说创作有着怎样的启示呢？为什么龙仁青凭借这种思维上的“返祖现象”获得了成功呢？因为在青藏高原上，尤其是在他所书写的藏区牧人那里，就一直鲜活地存在着这种把万事万物拟人化的思维方式。了解了这一点，就不会像有些人粗率地把原生性的精神现象说成是受了拉丁美洲所谓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藏族人把这种思维上的神性力量一直保留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所有的山是神山、湖是圣湖。这样一个普遍的事实，往往被我们的艺术家们所忽略。作为小说家，我觉得龙仁青已经捕捉到了这个“神性”。神话思维的主要原则就是拟人化，就是让万物有灵，这是藏族人、藏传佛教的一个基本的东西。

　　我比较看好他的《奥运消息》。《奥运消息》非常有意思。望文生义，它好象是在写一个体育运动的题材，实际上它在思考一种“文化时差”所带给一个地方的冲突、矛盾。在这篇小说里所制造的一种悲剧的张力就在于，发表奥运消息的那张报纸，对于次洛来说他一无所知，因为他不懂汉语；而能够解读这个消息的，是那个在县城工作的万玛，万玛看到这个消息后兴奋地拿着哈达在草原上狂奔而去，实质上这样一桩现代事件，还没有抵达次洛的世界，次洛实际上被搁浅在一个望远镜所开启的现代世界里，这个世界与一张报纸所代表的现代信息时代还隔着好长一段路程，这就是文化时差。在龙仁青的小说里还不断出现这种具有文化时差的场景和事物，比如马和摩托车，歌手与录音机。这些文化时差导致了生活上的、观念上的、文化上的各个方面的冲撞。我感觉这个主题值得龙仁青在未来的创作中不断强化。

　　马海轶(青海省电力局新闻中心主编)：

　　龙仁青的许多小说就是写一个人的世界和整个世界相遇的焦虑和困惑的。《光荣的草原》中的骑手扎括有自己的白蹄马，有自己心仪的姑娘，有自己的太阳和草原；但当摩托车和青海湖边的旅游经济兴起时，他一个人世界的空间越来越小，他的白蹄马跑不过摩托车，他的姑娘也嫁给了别人。最后小说在扎括发泄式的喊叫中结束。《情歌手》是龙仁青的写作技巧表现得最为充分的作品。这篇小说同样写了尼玛的世界在与另一个世界相逢时渐渐失落的事实。尼玛是草原上一个普通的孩子，妈妈早死，与阿爸相依为命。一切被改变不是因为阿妈阿爸的早死，而是因为他死心塌地迷上了录音机里情歌所代表着的另一个世界，他现实的草场逐渐荒芜，他的心灵总在逃避和躲闪。正如在《奥运消息》中，次洛得到的望远镜似乎是一个代表着外部世界的符号，我宁愿把《光荣的草原》《情歌手》中的摩托车、录音机也看做是象征，象征着外面那个强大无比的机械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