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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文化母体里的吟魂

抒情主体和风格的多质特征在诗人那里得到整合，表现出艺术连贯性和统一性，集中体现在哲理性和喻示性及二者有机化合方面，这也是诗人在作品中表现出的民间文学的“常态”成分。这种民间文学常态特质，早在诗人咀嚼民间歌谣之初，就被他模糊地意识到：“我们民族传统诗歌里，含有一种有别于其它民族凝重的哲理意蕴，而这种独具个性的哲理意蕴，又通过我们民族丰富而洗练的诗歌形式，机智地传递给人们的。这种传递不是直露地向对方说明什么，而是把一种深邃的哲理思想，依附于鲜明生动的形象，巧妙地向对方有声有色地隐喻些什么。”[19]诗人的自叙概括出了藏族民间诗歌的典型特征，我称之为“哲理性”和“喻示性”。哲理性揭示出藏族思维偏重于理性思辨和传统诗歌善于传达哲理的特征，是内容范畴；喻示性透视出藏族思维的感性特质和偏好隐秘传达的表达习惯，是形式范畴，二者是有机融合、难分彼此的。在此该强调的是，“喻示性”就是“隐喻”，并不单纯指一种修辞方式，而是指藏族人的审美观念和方式(审美构思和表达)，因此它实际包括凭藉明喻、喑喻和借喻等“喻”而来的途径，还包括通过双关、对比、暗示、反讽等“隐”而来的方式，而内涵只是方式运用过程中的的产物而已。伊丹才让所言的“雪域式的表达方式”和“藏族式的欣赏习惯”指的其实就是“喻示性”，他所说的“隐喻”本意就在此。同时，笔者采用“喻示性”而不用“隐喻”一词，仍是有意避免与隐喻修辞方式混同，并要突出其感性特质。
    格言诗对伊丹才让诗歌的哲理性和喻示性特征产生了直接而深刻的影响，诗人的七行诗鲜明地显露出格言的影响。格言是藏族传统格律诗，包括《萨迦格言》、《水树格言》、《贡敦格言》、《王者修身箴言》等，内容主要是宣讲知识智慧的重要、宣扬佛教义理、彰显社会道德戒律等，形式短少精悍。尤其《萨迦格言》，称得上是藏族传统哲理诗的代表，曾一度成为诗人把玩的艺术珍品。《萨迦格言》是公元九世纪中叶萨迦派高级僧侣萨班?贡噶坚参的诗作，严格地说，它与其它格言一样是藏族知识分子创作的文人诗，而不是出自民间群众的民间诗歌，但是它强调知识和智慧的作用、宣传“仁慈”和“爱民”、宣传诸如“忍让”、“施舍”、“利他”等佛教的基本教义，又无不反映了广大教众的精神需求和价值标准，它在当时乃至当今藏族社会广泛流传，就是最好的证明，同时它直接汲取了藏族民间文学的理性思辩和形象表述的特征，如教人辨识高士：“贤人虽然遭到危难，／行为却显得光明磊落；／火把虽然下垂，／火舌却一直向上燃烧”(第36首)；又如教人辨识学识品性：“蹄窝客易被水灌满，/小库容易被财物装满，/小块田园容易播种，／学识浅薄的人容易自满”(第71首)。这两首格言典型地代表了哲理性和喻示性有机化合的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先表述哲理后再喻示之，如前首格言，另一种方式是先喻示而后阐明哲理，如后一首格言。格言诗中的两种主要方式也成为诗人作品尤其七行诗中的主要方式。第一种方式如《取舍》：“你想要留下点什么吗?／那你就准备丢掉点什么吧,／假若你什么也舍不得丢掉，/那么你什么也别想留下!／／人生的价值在于提炼血汗的精华。／／只有褪去了腐枝败叶的草木，／才可能盛开吐艳结果的鲜花!”此诗前两段是哲理表述，第三段是对哲理的形象譬喻，在内容和句式上有仿格言倾向。第二种方式如《学步》：“早春萌芽吐绿的嫩枝，／布满风镌霜刻的残迹，／可它饱含心汁哺育出鲜花，／捧给人们丰硕甘美的秋实／／学步的孩提从来不怕摔跤。／／正因为经历了千百次勇敢的探索，／才获得打开那智慧宝库的钥匙。”此诗前二段是形象喻示，第三段是哲理表述，也存在仿格言倾向。除了上述两种主要化合方式之外，诗人作品中还有一种方式，即诗人不直接表达哲理，而是让哲理蕴含在对事相的描摹之中，因此喻示性显得尤为鲜明，而道理却需细心揣摩。《错位的季节》描述诗人因大雪而被阻滞于阿坝的场景，在事相的背后暗示出深刻道理：人应当未雨绸缪，方可避免诸多不测。全诗如下：“滩上的花草还没有尽吐心酿的芬芳，／连绵的冷雨摧起寒凝蜜浆的风霜，／满山的树木正准备挂起告急的红灯，／一夜大雪却绷断了系住秋实的阳光!／／季节的错位没使早起的蜜蜂儿忧伤!／／辨清了昨夜的风向是偏南还是偏北，／就知道今朝的气温是猛升还是陡降!”
    诗人的自由体诗也留下格言诗的影子，只不过哲理性与喻示性并没有如同诗人七行诗那样有较为固定的结合方式和集中的表述，因而其方式是灵活自由的，其内涵是相对隐含的。我们从诗人笔下丰富的感性表述中总能见到闪烁格言的影子，并揣摩出哲理的氤氲，如《品格的投影》(组诗)：“顺风飘游的羽毛，／却傲视搏击风云的鹰，／大概羽毛是有胆识的象征?／／随波逐流的败叶，/却鄙视逆水行舟的人，／大概败叶是有创见的象征?”(《眸子里的倒影》)，又如《母亲心授的歌》中的诗句：“松柏顶住冰冻雪压的严冬，／是大自然赋予它四季葱茏的秉性”，“头顶雪山的光明珍宝，／不怕天空再出现阴云”。这些诗句是直接通过感性形象来喻示哲理，在精神气质上与格言一脉相承。
    诗人作品中的哲理性和喻示性的有机化合，除了主要源自格言诗的影响之外，还有民谚、民间寓言、民间故事和传说的影响。藏族民谚是对民间生活常识和经验的概括总结，句式多样，以两句式和四句式为主，具有鲜明生动的感性直观和譬喻特征，也是哲理性和喻示性完美结合的典范，如“乌鸦就是再洗，／羽毛不会变白”，“星火可以烧大山，小水可以淹平川”。诗人时常在诗中化用民谚，有时甚至挑拣民谚直接入诗，如“养育着江洋大海的，／是那涓涓溪流潺潺山泉”，“苍龙在天上飞舞时，却／从没有掌珠落地失误!”诗人有时会将民间寓言、民间故事和传说浓缩为一句话或一个词，让其丰富的文化内涵成为言辞外的语境成分，欣赏者在了解文化内涵的前提下，便会结合言辞内的语境即上下文而领悟其深刻寓意，如“一翼遮天的鹰鹫，／也有过树倒折翅的疏忽!”(《生命沉浮的韵律》)，“青蛙想借天鹅的翅膀云游天国／未了落得个粉身碎骨，没得好活”(《收获》)，这是对民间寓言的浓缩；“勇敢的大鹏敢把蟒蛇碎尸万断”(《呼唤》)，“因此流经甘孜的雅砻江不再大口喘气，／单怕粗重的鼻息震颤了母亲希冀的火苗!(《母亲燃灯的火苗》)”，这些是对民间故事和传说的借用。
    由上面可以确知，喻示性对诗人作品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浅而言之，它使诗歌富有感性特质，从而避免作品流于单纯说教，深入地讲，它使诗歌的情感抒寄和哲理意蕴有了依附之物，或情中喻理、或理中显情，达到情理俱美的高度，诗人的自叙其实就是他对喻示性特征的有意或无意的确认，“当我把藏族歌谣俚语中哲理思辨的表达方式，注入我的诗歌创作时，收到了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20]“哲理思辨的表达方式”就是喻示性方式，主要是藏族格言、民歌、民谚、民间故事等中的形象譬喻方式，“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就是指喻示性所产生的诗歌的感性特质。
    伊丹才让诗歌对民间风物的集中采撷、对民间诗歌形式的借鉴和创造、对哲理性和喻示性化合的表达技巧的吸收，也就是对藏族民间文学的常态素质的承继，自显出浓郁的民间特色。它有时是诗人对民间文学进行有意识的审美观照的结果，有时也是诗人无意识地接受民间文学潜移默化影响的反映。它直接构成了诗人博厚悠远的民间视域。民间视域是诗人在审视民间文化时所采取的视点和心态，是诗人民族本体意识的高度体现。它在外显示为对民间艺术形式和技巧的吸收和创造，在内显示为一种与民间艺术接近的情感律动和审美风格。这种民间视域的背后其实是博大厚重的民间文化即民族文化母体的生命律动。它对于诗人的价值在于：诗人既在文化层面回归了民间文化母体，又同时在心理层面真正完成了对自身的民族归属性和生存价值的追寻和确认。对于一个实际远离本民族文化中心的作家和诗人来讲，这大概是唯一可靠的途径，伊丹才让自然不能例外。可以断言，伊丹才让是栖息在藏族民间文化母体里的一颗吟魂。

注释
[1]伊丹才让：《关于安姆多藏族民歌》，《雪山狮子吼》，伊丹才让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第123页
[2]于坚：《当代诗歌的民间传统》，《山花》(贵阳)，2001年第8期。
[3]伊丹才让：《民歌是我写诗的启蒙老师——<雪山集>后记》，《雪山狮子吼》，第18页。
[4]伊丹才让：《诗是和悦了天地人神之舞——<雪域的太阳>自序》，《雪域的太阳》，伊丹才让著，作家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第4页。
[5][6][7]伊丹才让：《雪狮抖落的风韵——<雪狮集>后记》，《雪山狮子吼》，第29、32、35页。
[8][9][10]常文昌：《总称意象与特称意象》，《诗的多向度研究》，常文昌、王斌学著，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4月第1版，第105、106、106页。
[11][12]伊丹才让：《我呼唤真诚的诗魂》，《雪山狮子吼》，第15—16、3页。
[13]伊澈：《浇铸民族的回音壁——伊丹才让作品研讨会综述》，《雪山狮子吼》，第235页。
[14][17][18][19][20]伊丹才让：《揣摩雪狮咏啸的神韵——关于“四一二式”诗歌形式探究兼<雪域集>后记》《雪山狮子吼》，第36、39、44、40、40页。
[15][16]谈士杰：《藏族文学三段体艺术结构初探》，《青海民族研究》，199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