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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族文化宝典 —《格萨尔王传》

                         第三部分
    从目前搜集整理的情况看，《格萨尔王传》共有１２０多部，１００多万诗行，２０００多万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部史诗。就数量来讲，比世界上最著名的五大史诗，即：古代巴比伦史诗《吉尔伽美什》，希腊史诗《伊利亚特》、《奥德修记》，印度史诗《罗摩衍那》、《摩诃婆罗多》的总和还要多。（巴比伦史诗《吉尔伽美什》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史诗，产生于公元前三千多年，有三千多诗行。《伊利亚特》共２４卷，一万五千多诗行。《奥德修记》也是２４卷，一万二千多诗行。《罗摩衍那》全书分七篇，一万八千多颂，每颂为两行。《摩诃婆罗多》全书分十八篇，有十万余颂，计二十余万诗行）。
    《格萨尔王传》的发掘整理，在中国文化史上亦具有重要意义，为我国多民族的文学史填补了一项重要的空白。她用活生生的事实说明：不但西方有史诗，东方也有史诗；不但古代印度有史诗，我们中国也有史诗，从而推翻了长期以来在学术界似乎已成定论的“中国无史诗”这一错误论断。中国不但有史诗，而且有伟大的史诗，同希腊史诗和印度史诗一样，《格萨尔王传》是世界文化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贡献。
    《格萨尔王传》的抢救工作，是包括多方面内容、涉及多种学科、关系到各个部门的系统工程。中国成立以后，党和人民政府对《格萨尔王传》的抢救工作十分重视。５０年代，曾开展大规模的搜集整理工作。１９５９年３月２３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为此专门批发文件，把《格萨尔王传》的抢救工作作为国庆十周年献礼的内容之一，经过各民族民间文艺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取得了重大成绩，向伟大祖国献了一份厚礼。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格萨尔王传》的抢救工作重新开始。从１９８３年开始，史诗的搜集、整理和研究连续三次被列为国家重点科研项目。１９８４年，经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准，由国家民委、文化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等中央有关部门和西藏、青海、四川、甘肃、云南、内蒙古、新疆等省、自治区的有关部门共同建立了相应的组织机构，统一规划，分工协作，共同完成这个艰苦而又意义深远的文化事业。
    国家曾先后组织数百人的学术考察和科学研究队伍，持续数十年，调查人员的足迹遍及半个中国，这在藏族的文化史上是空前未有的壮举。在我们多民族的祖国大家庭文学艺术发展的历史上，也实属罕见。这生动地体现了党和国家对民族文化事业的高度重视。对各兄弟民族的亲切关怀。
    经过几十年，特别是近十年的艰苦奋斗和不懈努力，形成了一支有几个民族成份，包括说唱、搜集、整理、翻译、出版、学术研究在内的老、中、青三结合的科研队伍。人员素质有较大提高，撰写发表了许多具有一定学术水准的论著和调查报告。搜集到极为珍贵的资料，为深入研究《格萨尔王传》奠定了的坚实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学术活动不断增多，不仅组织了各种形式的艺人演唱会和学术研讨会，还举办了四次国际学术讨论会。不少国外学者认为，《格萨尔》的事业发展很快，已成为中国藏学和蒙古学，乃至民间文学界最为活跃的学科之一。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格萨尔》学”的学科体系已初步形成，并不断发展。她潜在的巨大学科优势，丰富的文化内涵，也日益为人们所认识。１９９５年６月在奥地利举行的第七届国际藏学会议上，《格萨尔》首次作为专题项目在会上讨论。《格萨尔王传》这部古老的英雄史诗，以她独具特色的民族风韵和丰富内容，充分显示了绚丽的光彩和强大的艺术生命力。同时也在国际学术界为我们祖国赢得了荣誉。
    在各级党组织和人民政府的关怀指导下，经过各民族《格萨尔》工作者的艰苦努力，《格萨尔》工作已取得巨大成绩。到目前为止，共搜集到藏文手抄本、木刻本近３００部，除去异文本，约有１００部。己正式出版的藏文本７０余部，总印数达３００多万册，按藏族总人口计算，成年人平均每人一本，同时还出版了２０多部汉译本。这是藏族出版史上前所未有的重大成绩。
                             第四部分
    《格萨尔王传》之所以能够流传百世，至今仍活在民间，应该归功于史诗的最直接的创作者，继承者和传播者，那些才华出众的民间说唱艺人们起着巨大的作用，他们是真正的人民艺术家，是最优秀、最受人民群众欢迎的人民诗人。这些民间艺人，在漫长的岁月里，用他们的才华，进行着辛勤的创作活动，用他们的心血浇灌着《格萨尔》这支文学奇葩，他们代代相传，人才辈出。在他们身上，体现着人民群众的聪明才智和伟大创造精神。那些具有非凡的聪明才智和艺术天赋的民间艺人对继承和发展藏族文化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永远值得我们和子孙后代怀念和崇敬。试想若没有他们的非凡才智和辛勤劳动，这部伟大的史诗将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藏族人民乃至整个中华民族，将失去一份宝贵的文化珍品。
    在大规模的抢救工作中，通过考察，发现了近百位活跃在农村、牧区的说唱艺人，藏语称“仲堪”。其中有十多位是在群众中享有盛誉的优秀艺人。他们在说唱前要举行各种仪式，或焚香请神，或对镜而歌，说唱时还要头戴作为道具的帽子，帽子上插有各种羽毛，手拉牛角琴或手摇小铃鼓。１９８４年８月“雪顿”节期间”，曾在拉萨举办过七省区格萨尔艺人演唱会，与会艺人４０多名，其中包括著名艺人扎巴、女艺人玉梅等。
    西藏著名说唱艺人扎巴将自己的毕生精力献给了《格萨尔》事业，于１９８６年１１月去世，在他临终前的几个小时，依然在孜孜不倦他说唱《格萨尔》，他虽然去世了，却给后世留下了一份极其珍贵的文化遗产。他生前共说唱《格萨尔王传》２５部，近６０万诗行。６００多万字。它相当于２５部荷马史诗。相当于１５部印度史诗《罗摩衍那》和３部《摩河婆罗多》，如果按字数计算，它相当于５部《红楼梦》，这是个惊人的数字，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是迄今为止。最完整，最系统的一套艺人说唱本。它凝聚着扎巴的智慧和艺术天才，是他生命的结晶，它体现了老艺人对祖国对人民，对艺术的无限忠诚和热爱，是他对祖国、对民族文化事业的巨大贡献。是新时期《格萨尔》抢救工作中最重要的成果之一。这样重要的成果，不但在我国民族史诗搜集整理的历史上未曾有过，在世界各民族史诗搜集整理的历史上也未曾有过。
    从艺人的类型来讲，有“神授”说、“托梦”说、“圆光”说、“伏藏”说等多种形式。同别的民间艺人不同，《格萨尔王传》的说唱艺人。不承认师徒相承，父子相传。他们认为说唱史诗的本领是无法传授的，也是学不了的。全凭“缘份”，靠“神灵”的启迪。是“诗神”附体。他们认为，一代又一代的说唱艺人的出现，是与格萨尔大王有关系的某个人物的转世。这种观念与藏族传统文化中“灵魂转世”的观念，“活佛转世”的观念是相一致的。
                             第五部分
    早在吐蕃王朝时代，《格萨尔王传》这部古老的史诗就传播到喜马拉雅山周边的国家和地区，人约在十三世纪之后，随着佛教传入蒙族地区，大量藏文经典和文学作品被翻译成蒙文，《格萨尔王传》也逐渐流传到蒙族地区，成为自成体系的蒙古《格萨尔王传》，称《格斯尔王传》。十四世纪下半叶，即元末明初，在更大范围内得到传播。同时也流传到土族、纳西族、裕固族等与藏区接壤的兄弟民族之中。国外介绍和研究《格萨尔》为已经有两百多年的历史。《格萨尔》的部分章节，早已译成英、俄、德、法等多种文字。外国读者了解并开始研究《格萨尔》，是从蒙文本人手的，１７１６年（清康熙五十五年），在北京刻印了蒙文本《格萨尔》之后，外国学者有机会接触到这一史诗。１７７６年，俄国旅行家帕拉斯首先在《蒙古历史文献的收集》（圣彼德堡版）一书中介绍了《格萨尔》，论述史诗的演唱形式和与史诗有关的经文，并对主人公格萨尔作了评述。１８３６年，俄国学者雅科夫·施密德曾用活字版刊印了这个蒙文本，后又译成德文，于１９３９年在圣波德堡出版。这是最早的关于《格萨尔》的外文出版物。此后，国外学者开始关注《格萨尔王传》，并陆续有介绍研究的文字问世，如：俄国席夫纳院土在圣彼德堡出版的《鞑靼的英雄史诗》论著中，将鞑靼的英雄史诗与《格萨尔》进行比较，自１９世纪末叶，国外开始注意藏文本《格萨尔》，１８７９年到１８８５年，印度人达斯先后两次到我国西藏地方，搜集了《格萨尔》等大批藏文资料，其后开始发表关于《格萨尔》的论文。藏文资料的发掘，无疑为国外的研究者拓宽了视野，并由此产生了东西方学派。东方学派（指前苏联、蒙古及东欧各国）中对《格萨尔》研究的佼佼者要首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策·达木丁苏伦，从某种意义上讲，他的研究成果可以代表整个东方学派的水平。他的主要代表作是《论（格萨尔）的历史源流》，西方对《格萨尔》的研究要晚于东方，从３０年代起步，６０年代进入其全盛时期。西方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两位法国学者，即亚力山大·达维·尼尔女士和市泰安教授。达维·尼尔曾两次来中国，在四川藏区住过很长时期，其间，在云登喇嘛的帮助下，直接听民间艺人说唱《格萨尔》，并记录整理，同时搜集手抄本和木刻本。回国后，将其搜集的资料整理成格萨尔故事名为《岭·格萨尔超人的一生》，于１９３１年在巴黎出版法文本。该书于１９３３年被译为英文在伦敦出版。该书的出版使更多的西方人士开始了解、认识《格萨尔王传》。石泰安教授是当代著名的藏学家，一生著述颇丰，对《格萨尔王传》的主要贡献是：１９５８年出版的《格萨尔生平的藏族画卷》。１９５９年出版的《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与说唱艺人的研究》，该书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格萨尔》史诗及其说唱艺人。可视作西方各国关于《格萨尔》研究的一个总结。
    近年来，国内外的《格萨尔》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我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已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得到一些专家的高度评价。
    总之，《格萨尔》工作这一藏民族乃至全中国的伟大事业正在沿着一条逐渐拓宽、又充满光明的坦途上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