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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与西藏

　　可以肯定的是，孙中山积极是提倡民族平等团结，倡导五族共和，这是我国历史上处理西藏问题的一次重大变革，符合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在当时，这有力地团结了广大心向祖国的藏族同胞，缓和了西藏地方的紧张局势，对维护西藏地方稳定和统一产生了积极作用。虽然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五族共和的提法有不足之处，但是依当时的边疆形势，除了五族共和，尚无其他更好的主张来团结藏族同胞。事实上，除了有正确的民族政策外，西藏问题的解决，最终应取决于国家的实力，以当时外侮内乱的现实，任何个人的力量都不可能根本解决西藏问题。民国时期，西藏局势的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
　　二、倡导新三民主义，为国民政府治藏奠定理论基础
　　民国元年，袁世凯正式就任临时大总统后，西藏问题已由北京政府全权处理。孙中山曾满怀希望，认为以后应努力实行民生主义，建设新国家。怎奈袁世凯心怀野心，图谋帝制，一方面对英妥协，“和平”解决西藏问题，换取英国的支持；一方面打击国民党人，破坏共和。孙中山被迫二次革命，又一次奔走于海内外，投身到民主革命中，不得不暂时放下对边疆问题的思考。袁世凯帝制失败以后，随后而来的是各派军阀混战，政治腐败黑暗，五族共和并未实现，包括西藏在内的边疆问题也未真正获得解决。面对现实，孙中山失望、愤慨，继续寻找包括西藏在内的边疆问题彻底解决的办法。
　　袁世凯垮台后，北洋军阀争权夺利。段祺瑞上台执政后，为一已之私，抛弃国会和《临时约法》，图谋个人独裁。1917年，孙中山面对段祺瑞假共和的行为，举起“护法”旗帜，召集原国会议员在广州召开“非常国会”，进行护法运动。原西藏代表积极响应，南下参加会议，计有：参议院议员（后藏地区）傅谐、龚焕辰，巴达玛林沁；众议院议员（前藏地区）乌勒吉、王庆云，（后藏地区）江聪，石凤岐。在护法运动中，西藏代表坚定支持孙中山，维护民主共和，反对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为护法运动做出了应有贡献。
　　由于各种原因，护法运动终归失败，孙中山又一次陷入失望、痛苦之中，目睹时局，孙中山继续寻找救国的方法。1917年以后，国内外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苏俄的十月革命，国内五四运动的爆发，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马列主义的传入，瓜分中国的巴黎和会等事件的发生，促使孙中山深刻反思和总结他的革命主张，最终形成以反帝反军阀为革命纲领的新三民主义。这对南京国民政府的汉国政策有着重要大而深远的影响，也是国民政府治藏政策的理论纲领。
　　晚年的孙中山深刻认识到帝国主义是中国革命、中华民族独立自由的最大敌人。而要反对帝国主义，就必须团结国内各族人民共同斗争。因此，孙中山强调在国内要实现真正的民族平等和团结，各族人民在共同的敌人面前应团结起来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这就与孙中山以前积极倡导的五族共和说发生了内在的矛盾。五族共和说的不足，一是否认了其他民族的存在；二是没有树立统一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1919年，孙中山认识到五族共和说的不足，转而批判之：“现在说五族共和，实在这五族的名词很不切当。我们国内何止五族呢？”否定了五族共和说，但这并不意味着否认了各民族之间的平等与团结。其真实意图在于为实现完全意义上的民族平等与团结，为融国内各民族为一大中华民族主张的提出做准备。
　　所以，孙中山又说：“我的意思，应该把我们中国所有各民族融成一个中华民族。”“汉族当牺牲其血统，历史与夫自尊自大之名称，而与满、蒙、回、藏之人民相见于诚，合为一炉而冶之，以成一中华民族主义。”就藏族而言，孙中山认为“西藏亦几成英国底囊中物”，同蒙人、满人一样，无自卫能力，“我们汉族应帮助他才是。”就是在民族主义上下功夫，“成一大民族主义的国家。”晚年的孙中山提出了建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主张，说明孙中山深刻认识到只有建立统一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只有把国内各民族自在的中华民族意识转变成自觉的中华民族意识，中化各民族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平等，才能团结起来共同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实现国家统一。1921年4月，孙中山在广州与苏俄记者谈话时又强调指出：“中国人民再也不能容忍别人瓜分自己的国家，他们希望统一成为一个强大的和不可动摇的民族。完全表达出了渴望中华民族独立统一的强烈愿望，其中也包含了彻底解决西藏等边疆问题的愿望。这表明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趋向成熟。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这次大会有原国会议员、西藏籍党员代表乌勒吉参加，孙中山于1924年2月21日又任命乌勒吉为大本营咨议兼蒙文翻译官，体现了孙中山对西藏问题的重视与关心。这次大会发布了极其重要的宣言，其中核心内容是：“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于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之革命获得胜利以后，当组织自由统一的（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由于它不同于孙中山以前的三民主义理论，包含了反帝反阀的革命纲领，今天我们称之为新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所蕴涵的理论价值，对实现中华各民族完全意义上的民族平等与团结，树立统一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自觉认同意识具有重大意义。事实证明，孙中山提出的建立融合藏族在内的统一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毋庸置疑，新三民主义的提出也表明孙中山晚年清醒地认识到欲解决西藏问题，就必须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维护国家统一；就必须在国内提倡完全意义上的民族平等，这是实现西藏地区持久稳定的根本之策。
　　孙中山逝世后，中国国民党有关西藏政策的指导原则基本上遵循孙中山生产倡导的新三民主义。1929年3月15日至28日，中国国民党在南京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27日会上通过“蒙藏与新疆”的决议案，郑重宣布“本党致力于国民革命，既以实现之三民主义为唯一目的，则吾人对于蒙古、西藏及新疆边省，舍实行三民主义外，实无第二要求。……中国境内之民族，应以互相亲爱，一致团结于三民主义之下，为在室完全排除外来帝国主义目的之唯一途径。诚以本党之三民主义，于民族主义上，乃求汉、满、蒙、回、藏人民密切的团结，成一强固有力之国族，对外争国际平等之地位。于民权主义上，乃求增进国内诸民族自治之能力幸福，使人民能行使直接民权，参与国家之政治。”全面继承了孙中山三民主义主张，并在以后的涉藏政策中均秉承本次会议精神。1929年6月17日，国民党第三届二中全会通过关于蒙藏之决议案，提出要加紧对于西藏宣传，主要要点是：“阐明蒙藏民族为整个的中华民族之一部，并释明三民主义为蒙藏民族唯一之救星。”“说明蒙藏民族所处地位之危险，帝国主义者侵略阴谋之恶毒，及第三国际曲解民族自决之煽动宣传。”中央政府协助西藏地方政府进行交通、经济、教育建设，“惟军事、外交及国家行政，必须统一于中央，以整个的国家力量，谋蒙藏民族之解放。”“督促蒙藏民族人民积极培养自治之能力，完成自治组织。”国民党的上述决议基本上体现了孙中山的对藏主张，并成为国民政府的基本政策固定下来。随后，南京国民政府主动行动，派人赴藏宣慰，恢复发展与西藏地方的友好关系，所秉持的对藏宣传的指导方针即是三民主义原则。1929年9月23日，蒋介石派人赴藏，在致达赖喇嘛函中讲道：“自先总理领导革命，创立民国，一以力求中华民族自由平等为职志。政府秉承遗训，奠定寰区，对于藏卫人民，无时不思以至诚博爱之心为谋安定。”1930年9月18日，将介石在复达赖喇嘛函中又谈到：“中央政府誓遵总理扶植国内民族之遗教，以力谋藏民今后之福利。”这表明，国民政府在大陆统治期间，基本上是本着上述精神来指导对藏政策的。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孙中山在国民党一大上，宣布了民族自决自治的内容，主要意思是：一是中华民族对外自决，实现国家和中华民族的独立。一是“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对于国内之弱小民族，政府当扶植之，使之能自决自治”。对内提出中央政府应帮助国内各少数民族，用自治的办法来解决国内民族问题，允许国内各民族有自治的权力，但这并不意味着孙中山赞成藏族等少数民族从中国分离出去各民族自治是在统一的中国内部实行的民族地方自治。南京国民政府所坚持的西藏自治，也是秉承孙中山之精神。至于民国时期少数西藏上层人士所主张的西藏自治，是妄图从中国分裂出去，与孙中山的民族自决自治的主张、国民政府允许西藏适度“自治”的政策有本质的区别。
　　综上所述，孙中山在民国时期，涉及到治藏的方针，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前后有两个基本理论，即五族共和及亲三民主义，五族共和在民国初期，对团结广大心向祖国的藏族同胞产生了重要的、积极的影响；新三民主义则是南京国民政府治藏政策的主要指导纲领，也十分有利于团结广大的藏族同胞，维护西藏的稳定和统一。还应当指出，由于抗日战争及边年内战的原因，国民政府在具体实施治藏政治时，实效并不大。
　　三、修筑铁路、发展经济、建设西藏
　　孙中山在关注西藏政治问题的同时，还高度重视西藏地方的建设，设计了发展西藏的蓝图，也就是实现他一直主张的民生主义。早在民国成立之前，孙中山即提出在西藏修筑铁路，1899年12月22日，孙中山发表《支那现势地图》，在文中他提出在中国中部地区，以上海为起点，修建至江宁，到汉口，至成都的铁路线，“再向西红双流、新津、邛、名山、雅州、荥经、清溪、打箭炉、里塘、巴塘、出西藏”。初步勾勒出在西藏修筑铁路的蓝图，其主要目的是通过修铁路，巩固边防，抵御帝国主义对西藏的侵略。但是，清廷的腐败无能，丧权辱国的行径加剧了边疆危机，促使孙中山立志革命，以救中国。此后孙中山长期流亡海内外，致力于反清斗争，无暇详细筹划边疆问题。民国成立以后，孙中山详细设计了在西藏地方修筑铁路、发展经济、建设西藏的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