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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1866—1925）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一生致力于民主主义革命。早年立志救国，呼吁推翻清政府，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建立后，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但是，由于形势所迫，于1912年4月1日正式辞去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上台后，阴谋复辟帝制，破坏共和。相继执政的北洋军阀，则争权混战，国家依旧内乱外海、民不聊生。孙中山目睹现实，心怀忧愤，不断寻找救国的方法，晚年在苏俄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提出新三民主义，全面阐述了他的革命主张和建国纲领。
　　在其一生的革命生涯中，面对严峻的边疆形势，孙中山也倾注了大量心血，他始终反对外来侵略，维护国家统一，并积极筹划对策。早在1891年，他在《农功》中就指出：“俄国移民开垦西北，其心不小。我国与彼属毗连之地，亦亟宜造铁路，守以重兵，仿古人屯田之法。”针对我国西北边疆的形势，提出了相应对策。1894年，他又上书李鸿章呼吁政府，“治我军实，保我藩邦”，希望政府保疆卫土，维护国家统一。为了警示国人，1899年，孙中山又编写了反映当时我国疆域形势的《支那现势地图》，绘出疆界、铁路、山原等，在跋文中，叙述了舆图的重要性，并在文中建议修筑通往西藏的铁路，以巩固国防。中华民国建立后，面对岌岌可危的西藏形势，孙中山倡导五族共和，团结广大心向祖国的藏族同胞，对缓和西藏紧张的局势发挥了积极作用。由于列强的步步侵略，以及俄国十月革命、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晚年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发生了质的飞跃，开始倡导新三民主义，呼吁建立包括藏族在内的统一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并提出扶助弱小民族，允许民族自决，这些主张也是解决西藏问题的根本之策。此外，孙中山也拟定了在西藏地区修建铁路，开发农牧、矿产资源，进行移民垦荒的规划，以巩固国防，发展西藏地方经济，建设西藏。这些政策主张，以后为南京国民政府所继承。
　　一、民国肇建，倡导五族共和，为稳定西藏筹谋
　　西藏在1904年抗英战争失败后，陷入了更危险的境地。英国的势力在西藏进一步扩大，值此之时，清朝的统治也岌岌可危，在风雨飘摇中，西藏地方更大的危机随之到来。英、俄、日等国也深知清朝危在旦夕，遂加紧了对我国西藏、蒙古等地区的侵略。1907年8月，英、俄签订《西藏协定》，沙俄承认英国在我国西藏地方的特殊利益，英国则默认沙俄在我国蒙古地方的特殊地位，以之作为交换，这就使得西藏、蒙古地方处境更为艰险，为中华民国时期西藏、蒙古地方的一系列危机埋下了祸根。英国则趁机加快了在西藏的侵略活动，并在拉萨培植了亲英势力集团，西藏地方少数分裂分子在英国的支持下加紧了分裂祖国的活动。清廷面对西藏的情势，于1909年6月，令川军3000人调发西藏，进驻拉萨。达赖则在英印当局的“保护”下到达印度，清廷再度革去达赖的名号，致使双方矛盾激化，为英国进一步插手西藏事务提供了借口。值此危难时刻，辛亥革命爆发，起义的烽火很快蔓延到西藏，驻藏川军先后“变乱”，清朝在西藏的统治崩溃，一时谣言纷传，人心惶恐，西藏局势顿趋紧张。英印当局则趁机策动西藏分裂分子搞西藏“独立”，近代以来西藏地方安全最艰险的局面，摆在了孙中山及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面前。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发布宣言：“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全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统一。武昌首义，十数行省先后独立。所谓独立，对于清廷为脱离，对于各省为联合。蒙古、西藏意亦同此。行动既一，决无歧趋，枢机成于中央，斯经纬周于四至。是曰领土之统一。”强调了民族平等和团结，明确指出中华民国是包括蒙古、西藏在内多民族统一的国家。实际上，也提出了解决西藏问题所遵循的最基本原则，就是西藏是中国民国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此时的西藏地方政局是纷乱杂呈，英印当局与西藏地方分裂势力相互勾结，借机发布“驱汉命令”，使得拉萨地方“人心惶惶，谣言四起，番言杀汉，汉言杀番，各怀疑惧”。从中也可以看出，藏人对汉人的不信任和猜惧心理。究其原因，主要是英国的暗中挑拨和唆使，直接影响了藏族对民主革命的看法，加之，驻藏川军趁乱为祸，使得西藏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很大损失，造成藏人恐慌，央人则趁机怂恿煽动西藏军民围攻驻藏川军，藏军“不分玉石，见汉即杀”，“而汉商民居藏者被屠杀几尽，藏番势力遂东渐及康”。西藏叛军欲借汉藏冲突来在室分裂的目的。
　　与此同时，外蒙古沙俄的策动下，已宣布“独立”，并直接影响了内蒙古地区的稳定。蒙古、西藏地方形势岌岌可危。而蒙古、西藏地方由于宗教信仰相同，历史因素的关联，在政治上又互相影响，一方的变乱会影响到另一方的安定。因此，民国建立后，南京临时政府要稳定西藏局势，维护国家统一，就必须提倡各民族平等与团结，妥善解决西藏、蒙古问题，争取西藏、蒙古上层人士对民国政府的了解与认同，这对遏制西藏地方民族分裂活动，维护西藏地方的稳定具有重大的意义。孙中山为此在民国元年做了大量工作。
　　继在临时大总统就职演说中正式宣布“五族共和”后，1912年1月28日，孙中山在致贡桑诺尔布等蒙古各王公的电文中，又一次强调：“无分汉、满、蒙、回、藏，相与共享人类之自由。”宣传了民族平等，呼吁民族团结，邀请蒙古上层人士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共同建设国家，宣示了民国政府的民族政策。1912年2月18日，孙中山又专门发布公告，号召民族消融畛域，文称：“中华民国之建设，专为拥护亿兆国民之自由权利，全汉、满、蒙、回、藏为一家，相与和衷共济”。在主政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内，孙中山也施行了一些具体措施。例如，批准成立蒙藏统一政治改良会以及中华民族五族大同会，以化解民族矛盾，维护民族团结。同年3月又公布《临时约好》，明确规定：“中华民族领土为二十二行省，内外蒙古、西藏、青海。”以国家宪法的形式，规定西藏是中华民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表明了孙中山坚决维护国家领土完整的决心。《临时约法》又规定：“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参议员每行省、内蒙古、外蒙古、西藏各选派五人，青海选派一人，其选派方法由各地自定之。”授予藏族与汉族相同的参政、议政的权利，共同管理国家，参与政治事务，以昭示共和之真意。此外，南京临时政府就清帝辞退事宜，同意了清室代表袁世凯提出的若干条件，其中就有“待遇满、蒙、回、藏七条”等条例，包括有“与汉人平等”、“满、蒙、回、藏原有之宗教，听其自由信仰”的主张。表明了孙中山对待包括藏族在内各民族的基本政策，就是维护民族平等团结，这些措施的施行一定程度上融洽了民族关系。而清帝退位诏告中“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的宣示，承认了五族共和的中华民国，增进了西藏上层人士对民国政府的了解与认同，在当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但是，此时在英国的唆使和支持下，西藏问题有继续恶化的趋势，西藏地方分裂活动猖獗。外蒙古在沙俄的策动下，形势日益险恶。蒙、藏两地在政治上相互影响，谣言纷传，使得西藏局势进一步趋向严峻。因此，如何解决西藏问题及与此相关的蒙古问题已是民国政府的当务之急。
　　值此边疆危难之时，孙中山为了维护国家政治稳定，于1912年4月1日正式辞去临时大总统，由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成立北京政府。袁世凯在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发表宣言，提倡五族共和，各民族平等团结，并采取一些措施，包括派四川都督尹昌衡兵进西藏，成立蒙藏事务局等等。但是，西藏及外蒙形势未见缓解。1912年8月，袁世凯电邀孙中山进京共商国事，其中也包括讨论蒙藏问题。孙中山北上，于8月24日抵京后与袁世凯就蒙藏形势交换了意见。8月27日，孙中山在与袁世凯第三次谈话，讨论关于蒙、藏宣告“独立”、国势危急问题时，孙中山认为“以此次蒙藏离叛，达赖活佛实为祸首。若能广收人心，施以恩泽，一面以外交立国，倘徒以兵力从事蒙、藏，人民愚昧无知，势必反激其外向，牵连我交，前途益危，而事愈棘手矣”。在与袁世凯第五次谈话中，孙中山认为“蒙古不欲取消独立者，西藏为之臂助也。如欲使蒙古取消独立，必先平西藏，以为取消库伦独立之预备。西藏平，则蒙古之气焰息矣。西藏之向背，关乎蒙古之独立与否，蒙古不独立，则边警息矣”。在与袁世凯第七次谈话中，袁氏问：“西藏独立，近有主张以兵力从事者，先生以为然否？”孙中山说：“余极力反对以兵力从事，一旦激起名响，牵动内地，关系至大。故余主张两事：一、速颁待遇西藏条例。二、加尹昌衡宣慰使衔，只身入藏，宣布政府德意，令其自行取消独立”。9月5日，在与袁世凯第十二次谈话中，孙中山又谈及：“自尹司令进藏迄今数旬，虽无失利，然伤人耗财，究属得不偿失。且达赖背叛之原因，大半受外人之运动所致。故收拾西藏，亦须由运动着手，施以种种政策，如诱以爵位，饵以重币等类。若徒恃征伐，不惟无济，且恐坚其外向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