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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源头地区的社会文化变迁与可持续发展

 
    1977年在内罗毕召开的联合国沙漠化会议证实，沙漠化主要是由人类活动引起的。沙漠化以往被人们看作是纯粹的自然界的变异，现在使这种现象进一步扩大，应该说是人对自然界缺乏认识。根据我们的观察，这些现象的出现显然与传统生态伦理观念和游牧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及政府制订政策方面的某些失误都有一定的关系。这主要体现在由于70——80年代一味追求牲畜数量，加上人口越来越多，造成过度放牧，忽略了发展与环境、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关系，例如果洛州玛沁县的牲畜数量从1958年的227202头只增加到1995年的600126头只。按正常比例，每只羊的草场占有量应为12亩，而现在这里平均每只羊占有草场只有5——9亩，过多的牲畜长期利用有限的草场。另外自80年代初，牲畜作价归户建立冬居点以后，牧民们在同一个草场上长期放牧，致使草场日益沙化，而且水土流失带走了大量的肥力，破坏了草场和灌丛的滋生与再生能力。尤其是由于受经济利益的驱动，自80年代中期开始，牧民们大量捕杀狐狸、狼、旱獭、沙狐、黄鼠狼等鼠类天敌。鼠害逐渐成灾，使草场的沙化雪上加霜。环境分析专家研究发现，沙漠化不仅导致生产能力下降，而且引起大气尘埃的增加，导致自然水的循环系统和排水系统受到毁坏。因此这种状况如果继续发展下去，将会造成黄河源头的水源污染和水流量的减少。事实上已经有一些湖泊干涸。《格萨尔》里记载，在古代，黄河源头不是两个湖泊，而是三个，即前面提到的嘉仁（扎陵）湖、鄂仁（鄂陵）湖和卓陵湖。由于河源地区的生态遭到破坏，水源减少，卓仁湖几乎已经干枯。从《禹贡注释》、《山海经》、《史记》到近现代的《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侯仁之主编）、《中国历史地图记》等都没有关于“卓仁湖”的记载。据降边嘉措教授考证，实际上，不但历史上确确实实有过一个“卓仁湖”，即使到现在，依然有“卓仁湖”的痕迹。据当地牧民讲，作为黄河源头的主要水源玛沁雪山的积雪也在逐年消融，直接影响到黄河水流量的减少。根据1999年，由中国科学院等单位组成的黄河源头科学考察团的发现，黄河源头由原来的两千多条支流已减少到现在的一千多条。这一个个触目惊心的数字不能不发人深思。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自然半自然经济是藏族社会的主要经济特征，这里的牧民大多不识字，科学技术不发达，生产力水平低下。一旦传统的生活方式被打破，人们传统的生活观念受到冲击，他们对环境及资源所造成的破坏比起任何地方来都要严重。总而言之，这种对生态所造成种种后果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传统的牧业体制和生态观念被打破，而新的适合可持续发展的牧业体制尚未建立所造成的。因此，开发大西部战略在注重以合理配置资源，发展经济的同时，必须要注意这样两个方面：即生态保护和民族文化的保护。以上两者中对任何一方的忽略，都会对经济的发展带来难以想象的后果，甚至可能会造成开发大西部战略的失败。
    鉴于此，青藏高原的生态环境，特别是黄河源头的生态问题已经引起我国政府及国内外各方的极大关注，并且近年来纷纷设立项目将其纳入科学研究的视野。如八五国家攀登计划和中国科学院重大基础项目“青藏高原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和九五攀登项目、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主持的“青藏高原的生态环境研究”项目、欧共体的青海畜牧开发项目以及青海牧业科学院星火项目等。这些研究及开发项目都侧重于自然科学方面。对非自然因素的人文系统缺乏涉及，尚处于空白状态。生态科学是一个跨学科的综合性学科，仅仅从自然科学的角度进行研究将很难得出完整而系统的结论。事实上，人是环境的主宰，环境的变迁自然有人的因素，尤其是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今日，人对生态环境的恶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党的“十五大”提出我国的经济发展必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将保护环境作为一项基本国策，指出：“加强对环境污染的治理，植树种草，搞好水土保持，防治荒漠化，改善生态环境”。1998年3月15日召开的“中央计划生育和环境保护工作座谈会”上，江泽民总书记再一次强调，要坚持不懈地搞好生态保护工程。用15年左右的时间，基本遏制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在此基础上再用15年左右的时间，使我国的生态环境有一个明显的改观；到下一个世纪中叶，在全国建立起适应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良性生态环境，大部分地区做到山川秀美，江河清澈。如果对江河源头的生态环境不加以治理，上述蓝图很难实现。江总书记还强调，建立和完善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制度，进行环境影响评估，权衡利弊，统一决策。它就要求治理环境必须进行科学完整系统的评估。这种评估不仅要以自然科学的研究为基础，更要以人文科学或社会科学的研究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