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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末我国政府所实行的牧区改革，使青藏高原、尤其是黄河源头的藏族牧区的传统的生产手段、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等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就这场改革及其现有的结果而言，有许多值得我们总结的经验和反思的问题，例如：如何使人口和环境更加协调发展，如何从藏族文化中汲取营养以弥补生态的恶化等。在刚刚迈向二十一世纪的时候，我国政府又吹响了开发大西部的号角，这对中国西部这个贫困地区，特别是黄河源头的藏族牧区来说，既是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也可能存在许多巨大的危机。这就必须使我们全面总结和反思前二十年的改革的成果和失误，并将其纳入我们开发大西部的战略视野。
    早在9000年前，青藏高原已经有了牧业活动。大约在4000年前，人们就开始饲养“高原之舟”牦牛，成为青藏高原牧业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到了夏朝（公元前2205——1766年），作为仰韶文化一部分的西羌部落，与这一地区的土著人结合，成为这一地区的主人，其后裔繁衍形成现今这一地区的藏族牧民。在长期的牧业生产活动中，这里的人们逐渐积累和探索出了人与环境，人口、资源和环境和谐发展的一系列独特的生产方式和生存经验。国内外生态学家公认，近4000年的牧业文明，使得青藏高原的牧民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有利于生态发展的传统。美国生态学家D·米勒认为“传统的藏族牧业生产方式在很多方面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功效性。其畜放和牧草管理系统能够很好地适用于那里的生态环境。”因为，一方面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使得牧民在不同季节选择和利用不同的牧草，根据不同的地理位置、牧草类型选择不同的畜群结构等。另一方面，在这一环境中，人是自然的附属品，被动地接受着大自然的赏赐和惩罚，消极适应他们所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从而，不自觉地形成了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和谐伦理道德关系等生态文明，包括由万物有灵观念产生的自然崇拜、圣山圣湖崇拜、战神崇拜和图腾崇拜等。正如降边嘉措教授指出：“从古老的灵魂观念产生、演变的自然崇拜、对圣山圣湖的敬仰，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而流传至今的藏民族古老、淳朴的民俗民风，自觉、不自觉地对黄河源头的生态环境的保护，起着重要作用”。在藏族史诗《格萨尔》中，其主人公格萨尔大王的灵魂被认为寄放在雄伟的阿尼玛沁雪山；黄河源头有三个湖泊，古代“岭国”的三大部落——黄河源头的藏族居民，他们的灵魂则寄放在这里。只要雪山不被摧毁，湖泊不干，他们就永远能够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反之，一旦湖水干枯，他们黄河源头的所有居民的生命也将结束，整个部落也将不复存在。诸如此类的观念、民俗、民风、禁忌、谚语在藏族牧区广为流传。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形成了这一地区人与自然的长期和谐发展。然而，这种发展实际上是一种自然的发展。在这种状况下，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关系基本上处于一种自然平衡状态。尽管这种状况对生态的保护起到积极作用，同时，这种生活方式也限制了人们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国政府所进行的牧区改革更多地注重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首先，现行的牧区改革使传统的游牧生活方式逐渐变为定居或半定居的生活方式，从传统的完全依靠自然、被动地从事生产，逐渐变为自觉主动地改造自然、从事牧业劳动。再者，近二十年来市场经济的逐步引入和交通、通讯方式的改变，人们传统的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观念也正在被打破，因此，这一地区的牧民在观念、生产、生活、消费领域都进行着一场全新的革命。这场变革对牧民带来的利益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它所带来的一系列生态方面的后果也是不容忽视的。据欧盟所作的调查资料表明，这一地区的生态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大片草地沙化，其生产性能逐年下降；
                    ·生物种类减少，生物多样性系统正在被破坏；
                    ·大批鼠类繁衍；
                    ·气候逐渐干旱，水源枯竭。
     笔者曾经在位于黄河源头的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进行社会文化和经济考察时，发现这里部分地区已经有40％左右的草场被沙化，当地人称其为“黑土滩”。水土流失造成的植被破坏面积每年以700多亩的速度增长。这与全国38％的平均水土流失面积相比，还要高出两个百分点。珍贵的野生动物已经濒临绝迹，大片森林已经消失。生物多样性的生态系统被破坏，高原田鼠、草鼠等鼠类泛滥，使草场沙化日趋恶化。结果，沙漠化（黑土滩）把许多牧民从其草场上赶走，把他们推到气候更加恶劣的高海拔地带。每年许多牧民和牲畜因气候原因而死亡，还有的牧民被迫越过地界寻草觅水，不时发生草场纠纷，对社会安定造成影响。
    社会经济学家把上述生态问题归因于全球的大气变化，或归因于生物界的自然演替，也有人认为是由过牧造成的。当然，这种变化无疑是各种原因导致的综合症。但是，也不能忽视其中的一些人为因素。美国草地管理系统专家丹尼·P·希黑认为，目前，在青藏高原确实存在生态失衡问题。这种问题不排除气候对畜牧生产和植物这两种生态环节产生影响所造成的可能性，而气候以外的某些因素可能对生态系统的变迁有着更直接的关系。尽管他没有明确表明这些因素到底是什么，但不言而喻是指人为因素。这一因素必须要从我们正在进行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变革中去寻找。
    现行改革的内容有两个：1、草地开发；2、草场和牲畜承包。草地开发政策包括：建立定居点、围栏、暖棚和种植饲料，也叫“四配套”建设。草场和牲畜承包政策包括：将原来集体的草畜按照人头分配予个人，承包户每年向国家缴纳一定的税。尽管这一改革，在某种程度上激发了牧民生产劳动的积极性，增加了牧民的收入，提高了牧民的生活水平，尤其是“四配套”建设越来越得到牧民的认可和欢迎，然而牧民对草畜承包却有着不同的反映。政府对承包草场的初衷是，使牧民最大限度地利用草场的战略迅速转变为保护和改善草场和牲畜上来。但事实上，草场是相对固定的，这一相对固定的资产一经被分配，就明确规定为不能买卖，转移，而人口和牲畜数量是可以变化的，随着人口的不断发展，牲畜数量也在逐年增加。这样就必然造成了草场的压力，产生了过牧现象，从而造成了草场的沙化。税收体制的不合理性也是造成牲畜数量无限制发展，造成过牧，使草场沙化，生态逐渐恶化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