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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悲之我心和慈善之行为是人类共同的至上追求

正所谓“物以稀为贵”，我们经观察和分析历史，研究现实社会各种现象后发现，在人类社会生活中不受时代、地域、民族、宗教和文化等背景影响而构成的普遍且共同的价值因素不敢说没有，但实在是不多见。这并不奇怪，“物之不齐，物之情也”。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到来，不同文化间交流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频繁和深化了，树立一种以赞赏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信仰和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文化多元共存，反对用产生于某一文化体系的价值观去评判另一文化体系，承认一切文化，无论多么特殊，都有其合理性和存在追求的相对主义文化观，进而去寻找一些人类共同的至上追求是非常必需和值得探讨的。慈悲之心和慈善行为就具有这种普遍认同的至上价值的特性。不论生活于古代或现代，也不管他是什么肤色或民族，甚至也不论他有无信仰和信仰什么，从整体角度都有其不同形式的慈善传统和习俗，并且就每个人也不同程度地具有慈悲之心和慈善行为。以堪称世界三大宗教的基督教、佛教和伊斯兰教为例，基督教提倡博爱、佛教讲慈悲、伊斯兰教提出善功，另外儒家讲仁爱、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讲至善等。说法虽有所不同，但其精神基本是一致的。本文的目的并不在于告诉读者什么新的东西，只是提醒读者已经知道的事；只想鼓励我们共同把已经学到的那些知识加以应用。   
    (一）
    基督教倡导的“博爱”，集中体现了这个教的慈善思想。“博爱”分两个层次，一是爱上帝，二是爱人。 《新约•马太福音》中耶稣说：“你们要全心、全情、全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一条最重要的诫命。第二条也一样重要：你要爱邻人，象爱自己一样!“《圣经》旧约全书中的《约伯记》列出约伯的善举：“穷人求援，我总乐于帮助；孤儿求助，我就伸出援手。在水深火热中的人为我祝福；我也使寡妇的心欣慰。我以正义作衣服穿上；公道是我的外袍，我的华冠。我作盲人的眼睛；我作跛子的腿。我作穷人的父亲；我常为陌生人伸冤。我摧毁强暴者的势力，救援被他们欺压的人”。
    佛教倡导大慈大悲，大慈是指以爱护之心予众生以快乐和幸福；大悲是指以怜悯之心拔除众生诸苦。  《大智度论》卷2，7称：“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将慈悲之心当作佛道之根本和普渡众生的重要依据。佛教的慈悲分众生缘慈悲、法缘慈悲和无缘慈悲三种层次，统称三缘慈悲。而大慈悲之心是离一切恩怨亲疏之别，心无所缘而平等的佛慈悲。同样在藏传佛教理论中，总揽全局的也是以大慈悲心为根本的方便法门与以缘起性空为主题的智慧法门两条主线。这两个又是互为前提，相辅相成的辨证关系。没有智慧法门不能解脱，没有慈悲之心不能成佛。藏传佛教的特点之一可以说是慈悲和智慧的高度统一。佛家总是以慈悲为怀，布施赈济，治病救人，造桥铺路，挖井造林和维护生态等等。孙中山先生在《军人精神教育录》中也赞扬佛教“以牺牲为主，救济众生”。
    伊斯兰教要人们在今世生活中力行善功，不作恶事。  《古兰经》指出：“信道而且行善者，是乐园居民，他们将永居其中”。一再劝导人们，要坚持不懈地通过做善事而成为善人，把善行贯彻于行为的自始至终，时时、处处行善，以做善事作为生活的最大乐趣。
    统治中国学术思想达2000余年的儒家文化主导精神是“仁”。孔子指出，“仁”就是“爱人”。《论语》写到：“己欲立而立入，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墨子讲过，人们不论亲疏远近，都应“兼相爱”，即平等地施爱于他人。孟子则作了具体阐释：“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宋代范仲淹所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则体现了“仁”的思想境界。佛教尚未传入藏族地区前盛行一时的苯教也是非常看重永恒慈悲的，《色米》中解释“俄摩隆仁”四个字时说：“俄是没有轮回；摩是如愿以偿；隆是辛绕的授记；仁是永恒的慈悲”。意思是说，在辛绕授记永恒慈悲的普照下，没有凡间尘世生死轮回的痛苦，能够如愿以偿地享受永恒的幸福。正如新加坡李光耀讲的：“一切宗教都致力于实现人身上全部最好的东西一仁爱、礼貌、慈悲和谅解。这些品质不但对于个人灵魂的超升有必要，而且对于社会的幸福也是必要的”。